王扶林

总导演定拍摄方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接到拍摄《三国演义》邀约时，王扶林已经计划退休，但由于该剧人物多、武戏重，当年后期制作水平有限，不少导演纷纷望而却步。于是央视最终还是力邀曾执导《红楼梦》的王扶林再次出山。当时王扶林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看书，“不管什么小说，什么剧本，你都要先理解，而不是像现在，抄起家伙来大家集中拍三集。”

《三国演义》央视首次实行“总导演制”，任命王扶林担任总导演，相当于战役的总指挥，带领五位有作品、水平高的分集导演同时拍摄。“很多导演都是拿过奖的，我根本不知道总导演如何当，也怕干扰他们创作。”于是王扶林便想到拿《三国演义》开篇的两句话作为指导准则，“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合”，即所有导演一起研究剧本、定演员、定服装。当时所有导演、编剧、摄像、美工、制片全部要提前参与剧本讨论，听取三国专家的意见和指导。84集的剧本讨论了10个月。而“分”，则是分集导演自己拍各自的部分，初剪完再统一交给王扶林。据悉最终提交上的镜头近十万个。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王扶林几乎一天到晚都埋头在剪辑室，对每一个镜头反复看、反复剪；若遇到不满意的镜头，王扶林便毫不犹豫地召集队伍重新补拍。

张飞、刘备和关羽三兄弟。

蔡晓晴（导演）

火烧赤壁航拍只有一次机会

蔡晓晴承担了《三国演义》最长的篇幅，共28集。《三国演义》的第一场戏，拍的是刘备、关羽、张飞桃园三结义。“谷建芬和王健两位老师，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完成了《这一拜》，我们在拍摄现场放着音乐，兄弟三人跟着音乐的节奏，从张飞家的小茅屋走出来，到了桃园结拜，这一系列画面都是跟着歌走的。《这一拜》和桃园结义这场戏融合得特别好，一下子把这场戏抬起来了。”

《三国演义》开播后，蔡晓晴还在率领剧组的人攻克最后一场大戏——火烧赤壁。一共用了个群众演员，“都是解放军战士，要求他们都穿黑色鞋子，不能朝天看，不能嬉戏打闹等。”这场戏还用了航拍，“负责航拍的摄影师是我们从八一厂请来的，用的是中国通用航空公司的直升机，从邯郸分公司飞到无锡，飞机上有一个机长、一个飞行员，他们很有经验，因为我们的拍摄是一次性的，帐篷烧完就没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没有退路。”

火烧赤壁航拍。

因为当时其他组都停拍了，总导演把其他组的副导演都集中到火烧赤壁这场戏来，协助蔡晓晴完成人大场面的调度工作，给每个人划分相应负责的景区和对接人，此外，当时无锡的交通和公安都来维持秩序，消防车也随时待命，怕火烧起来没法控制，“这一系列方方面面的安排都要做好，要是拍砸了的话，说不上千古罪人，但也是不可想象，没法收拾的。”

航拍的时候还是遇到了问题，由于火势太猛，黑烟滚滚，把景都遮住了，“幸好航拍的负责人特别有经验，在空中转了一下，掌握好了时间，觉得烟散得差不多的时候，来回飞了三次，变换镜头和景别，当时大火烧了差不多10分钟，大场面的拍摄就停了，局部都烧起来之后就抢拍局部的素材，因为素材多了好剪切。有一些建筑木头太结实，烧不倒，就让武术部门用钢绳把它拉倒，这样拍下来的画面很有说服力。”大家的工作状态都很到位，没有出任何事故，也没人受伤。晚上看回放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

作为《三国演义》5位导演中唯一的女将，蔡晓晴坦言，“我从来不拿我是一女的来跟人说事儿，也没觉得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至于别人怎么看，我就不知道了。”

在拍摄现场，蔡晓晴的风格是雷厉风行，说一不二，“我不会在现场和演员商量浪费时间，到了现场咱们说干就干，我说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你要不同意事先你跟我沟通，我觉得行，我采纳，咱们就这么拍，你到了现场再给我闹别扭，没那可能，不允许，导演就是演员的镜子。”

所以有很多人对蔡晓晴的评价都是“厉害”，蔡晓晴则认为，“尽管他们说我厉害也好，或者是瞪眼爱训人也好，我没有恶意，都是为了戏好。”

周瑜率领众将领。

张绍林（导演）

“兵渡泸水”第一个带头脱光衣服

张绍林受邀加入《三国演义》是因为他之前拍摄的《杨家将》。在拍《三国演义》之前，张绍林和总导演王扶林没有见过面，王扶林第一次见到不太注意形象又不善言辞的张绍林时，对他产生了怀疑，王扶林对张绍林说：“你拍的《杨家将》我看了，但是导演有两个人，因为你是领导，所以你的署名在前，这部戏到底是谁拍的？”张绍林回答说，“王导，我新拍了两个小戏，请您指教。”其中一部叫《走向太阳》，白桦写的剧本；另一部是展现黄河风土人情的《活寡》。王扶林连夜把这两部小戏看完，态度大变，对张绍林说：“这个戏把我的眼泪都拽下来了。”

在《三国演义》剧组，张绍林的拼命是出了名的。剧中有一场“兵渡泸水”的戏，因泸水瘴气有毒，致使很多军士丧生，江上漂着一片死亡的裸体士兵，令人震撼不已，张绍林就是第一个带头脱光衣服的，“拍这场戏的时候，我组织了五百名群众演员。古人过河，都是脱光了凫水，哪有穿衣服的。当时没有人愿意脱衣服，我就带头第一个脱。我脱光之后，大家哈哈一笑，现场的工作人员跟着脱，接着群众演员都脱了，五百人赤身上阵，场面特别壮观。片子拍完以后送回台里审，王扶林总导演说，没想到男性的裸体也这么有魅力。”张绍林说。

张中一（导演）

感叹当年没特效，大结局成遗憾

张中一拍了很经典的“卧龙吊孝”和“姜维战死”。最为遗憾的是第84集大结局：司马炎走上受禅台，准备接过曹奂手里的传国玺。按照汉代的礼节，传国玺下方的盘子上铺的应该是黑布，但张中一把它改成了一条半尺长的红布，“按我原本的设想，司马炎在登受禅台的时候，我拍一个他看向传国玺的主观镜头，然后推到红布上，红布在风中飘扬，突然间满盘子的鲜血‘哗’的一下流下来。司马炎一愣，定睛一看还是红布，意识到刚刚是幻觉，然后微微一笑，走上受禅台接过传国玺。”

张中一遗憾

红布不像

血瀑布。

为什么要加这么一个构想呢？张中一感慨道：“因为《三国演义》84集的结尾在我这儿，我就希望能在最后把主题再点一下。这么长时间的战争，朝代的更替，其实都是为了江山和权力，为了这个传国玺。一将功成万骨枯，这片江山是用无数人的血浸泡出来的。”但是这个设想最终被无奈取消了，张中一惋惜道：“当时的条件不够，怎么也做不出红布像血瀑布一样流下来的状态。最后只能在司马炎登上受禅台之后，接一个夕阳的镜头就结束了，这个很遗憾。如果有现在的条件，用电脑特效就可以分分钟做完了。”

曾经有人问过张中一，给《三国演义》打多少分？张中一说75分，“另外25分绝不是我们（指94版《三国》的主创人员）所得的，而是老百姓的功劳。是他们用双手把我们捧到了经典的位置上，我们只是尽力做好了本分而已。”而前一段时间有一些关于观众的言论，让张中一听了觉得非常“扎心”。

“我前一阵听到一种奇怪的言论，说‘中国的观众全是垃圾’。我是老文艺工作者，听到这种话觉得非常扎心。不仅扎观众的心，还扎我们整个文艺圈的心。老百姓是最公平的，因为他们的评价不受任何利益影响：他说你好，你也不会给他五块钱；他说你不好，也没有法律制约他，他就只能公平。所以观众的眼睛是最亮的。”

张中一还提到，他发现现在大量的网络剧都在胡诌八扯。根本原因还是很多影视创作者都心态浮躁、急功近利，为了追逐资本，或是觉得有些题材不容易通过，就写了大量不痛不痒的，或者自以为搞笑的剧本，形成了现在“烂剧多”的现象。张中一打了个比方，“就像是一块地，豆子长得不旺盛，草就旺盛。不是说观众想看烂剧，是因为观众没别的看。”

在张中一看来，我们其实也可以用中国文化把中国故事讲好。像前一段时间的《我不是药神》《无名之辈》，张中一都觉得挺好看。相反地，张中一很不喜欢现在的宫廷剧，“古人写《山海经》，写《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里面的人物都是有担当精神的，是我们民族应该传承下来的精神。而不是像现在的宫廷剧，总是讲一群女人围绕着一个男人争风吃醋、互相斗殴的故事。”

“写古装剧、爱情剧本身都没问题，你可以写诚信，写良心，写道义，写人性……但由于我们的浮躁，由于我们缺少理论框架，就站不到高点上来看问题。能不能把我们民族的主流文化建构成一个比较明确的体系，能不能把我们中国的故事讲到世界上去，我觉得是个大问题。”

沈好放（导演）

再拍《三国》年轻演员得有英雄气

沈好放参与拍摄《三国演义》时39岁。他在剧组翻烂了两套《三国演义》，其中重要的战争戏份、人物性格、可挖掘的细节，全部用红色、蓝色的钢笔批注，“哪像现在恨不得今天通知你拍，明天就开机。越好的越能流传的作品，一定是从细的功夫里磨的。”

沈好放带领团队拍摄了八个月。“虽然按照现在拍戏的速度，三个组拍八个月的时间都是难以想象的，但当时这么大一个戏交给我，我心里想的是，我们一定还可以做得更好，不能太任性。”

当时剧组中有些人认为鲍国安形象与曹操有差距，演不像，“但我看过鲍国安演的话剧《麦克白》，我当时认为，只有鲍国安能够演出曹操那股子英雄气概。”而鲍国安在剧中的表现佐证了沈好放的建议是对的。

不仅如此，沈好放在拍摄时也大胆秉承着忠于原著，但灵活运用的创作原则，绝不死板地照本宣科。在《三国演义》原著第三十三回“官渡之战”后，罗贯中曾一笔带过“操既定冀州，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再拜而哭甚衰”的情节，但这却引起了沈好放的思考：为何胜者要去祭拜自己的手下败将？于是沈好放亲自修改剧本，在《三国演义》的第23集中重点突出了曹操祭拜袁绍，且许攸高傲无礼，被许褚杀死的剧情。“这样的细节可以引发观众对于曹操复杂性的思考。94版《三国演义》之所以可圈可点，并非制作多么精良，而是我们忠实于原著，忠实于历史，而且塑造的人物能让今天的电视观众也喜闻乐见。”沈好放坦言。

拍完《三国演义》后，沈好放接连执导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孙中山》《任长霞》等现实题材电视剧，但如今依旧活跃在创作领域的他，却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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