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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郑佳明关于“忧”“患”湖湘文化有一个公认的精神：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积淀。不仅仅是湖南人，整个中华民族都是在一种向大自然、向内在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疾病、自然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远古时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这样的神话传说，这里边都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斗争精神。“忧”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忧”是心动。开心也是心动，但不能叫“忧”，“忧”其实是心里的一种悲伤，是一种负面的心理体验。如《诗经》里写到爱情时讲：“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论语》里讲：“发奋忘食，乐以忘忧”。“患”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患”就是忧心。“患”包括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担忧，比如说“患得患失”。古人讲“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即没有的时候想有，有的时候怕丢了，为此担心、操心。第二层意思是指灾害、生病。医院去看病，医院叫我们“患者”，还有“水患”“匪患”等等。患也表示不喜欢，如“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忧”“患”两个字合到一起作为一个词组提出来的，是孟子。孟子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中国古训中非常重要的思想。现代人怎么看待“忧患”呢？一是预测、预判，也就是居安思危；一是风险意识，做好失败的准备；还有就是情感体验。忧患有两种：一种是个人的忧患，一种是社会的、群体的忧患。古人的忧患意识古人的忧患表现大概有四种。第一种叫忧天，如“杞人忧天”。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靠天吃饭，这个“天”指大自然。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天理”，这个天理是先天的，比我们人类甚至于大自然还要早就产生了。所以忧天就是担心环境的变化对人的有利或者不利。中国文化是从忧患中发展出来的，是从对天的敬畏中发展起来的。第二种是忧道。老子说“道”是万事万物的本源。“忧道”是孔子提出来的，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道家和儒家对于“忧”和“道”的看法不一样。孔子说的“道”是仁，仁爱的仁，实际上孔子的“道”在《周礼》里面，内核是“仁者爱人”。孔夫子讲的“道”是价值观，忧道就是担心失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这个“道”是指“民为本”。这样，“道”就成了一个价值系统，忧道比忧没钱更重要。第三种“忧”是忧国。有一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思想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春秋时期有几百个诸侯，战国时期只剩下7个，那时候的所谓诸侯国经常亡国，很多人就产生了忧国之心。勾践卧薪尝胆，忧越国；诸葛亮写《出师表》，忧蜀国；魏征写《谏太宗十思疏》，忧大唐，这些都是忧国。忧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爱国。爱国主义的思想大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两千多年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个民族、这种文化。第四种“忧”是忧民。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里，关心普通民众的疾苦和痛痒、关心贫富差距过大人民会起来反抗，就形成了忧民思想。湘人的忧患意识湖南人的忧患有什么不同呢？应该说，历史上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是比较重的。湖南所处的区位使这里比较动荡、多变化。古代北回归线以北的少数民族很少有农业，他们想要农产品、铁和盐，就一直往南打。南边的人有时候打得过，有时候打不过，打不过就往更南边跑，这样南方就逐渐发展起来了，这是文明的南移。到了近代，南方人总是北伐，太平军、湘军等都往北打。湖南在南北交界处，形成了移民文化、战争文化，带来了忧伤和痛苦，带来了保卫自己、保济安宁的心理和生活需求。湖南本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中原人来后和当地少数民族融合，这个融合过程本身就是以战争、血与火的方式进行的。战争、自然灾害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忧伤的烙印，只要读一下《离骚》《国殇》就能了解。屈原还写了《天问》，里面反映的就是一种忧伤、求变革的思想。文明的南移、南方文明和北方文明的结合，都给湖南带来了影响。历史上很多名人到过湖南，大概有三种：一种是贬谪来的。唐朝之前，湖南就是下放知识干部的地方，如屈原、贾谊等；第二种是到此做官的，如朱熹；还有一些是路过的，如杜甫、韩愈。他们到湖南来，留下了优美而悲壮、伤感的文字。从王船山开始，湖湘文化的忧患意识达到高峰。王船山的忧和别人不一样，是忧和愤、孤和愤，为此他著述了将近万字。王船山是旧的忧患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新的忧患意识的开拓者。他的忧患意识最大的特点就是追求进步与变革，所以他在认识和方法论上有了一个升华。今年是王船山岁生日。他是东方的巨子，我们对他的认识和对他的学习还远远不够。其实他是把从经学开始一直到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他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梳理，而且他接受了晚明以来西方进入中国的一些宝贵的思想。王船山是别开生面的人，但他的命运却一波三折。年前后，曾国藩及其弟弟把王船山的著作推向社会，但后来有人不接受王船山的思想。在王船山之后，湖南经历了多次大的思想上的革故鼎新，这些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都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的表现。如果没有价值系统的支撑，即忧国忧民的忧道、忧天这样的意识支撑，就没有动力；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我们就仍然在中世纪转来转去，正是因为王船山提供了这两个东西，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才有了新的方向和动力。湘人的变革追求湘人的变革追求大概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湖湘文化就像湘江一样有一个源头，沿途又有不同的大河、小河慢慢加入，汇成主流。不能说支流不是湖湘文化，也不能说主流不是湖湘文化。以屈原为例。民国时期有一些专家，说根本就没有屈原这个人。刘玉堂是研究楚学的权威专家之一，还有张振民，他们说其实道理很简单，楚国在灭国过程中有一个大迁徙，原来首都在荆州永都，打了败仗就跑，档案全部丢失了。国家没有保护文献的意识，加上历史的变迁，所以楚文化的东西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屈原留下的著作有26篇，有人说这些是汉朝的王逸代写的，但能证实其不是屈原写的证据并不多。没有屈原这个人，《离骚》这些作品哪来的？司马迁《史记》写屈原的东西，是现场考察了的，是有根据的。后来加入的这些算不算湖湘文化呢？后面加入湘江的小河虽然加入时间较晚，但也是整个湘江水系的一部分。比如柳宗元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湘学，但是得算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从屈原开始到王船山，古代湖南人的变革追求主要体现为思想的追求上。宋朝的周敦颐把古代湖南人的思想追求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叫做“情韵”，相当于今天的文学；一个是“义理”，相当于今天的思想，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湘学。他认为屈原为湘人“百代所祖”，这个祖是动词，就是说后来所有人都把屈原作为自己的文化先祖。周敦颐也应该算“百代所祖”，主要是因为他的学问、哲学和思想的影响太大。两千多年来湖南人一直在追求着真理，追寻着民族发展的基本理论、哲学、逻辑。屈原、贾谊、周敦颐和湖湘学派，还有朱熹、张轼、王船山等，这些人都是这种追求的集大成者。第二个阶段是从嘉庆道光年间到戊戌变法之前，嘉庆到道光这一段，陶澍、贺长龄、贺煕龄等人想在原有的基础、体制之上进行改进，他们最大限度地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东西。第三个阶段是后来的两次革命，即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者系著名学者、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湖南省社科联原主席。本文为《解码人文湖湘·湖湘人格与事功》讲座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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