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20日，傅斯年逝世。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两年后，胡适写道：“孟真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有一种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

傅斯年，坚持独立人格，坚持自由主义，不当官不从政，高举五四旗帜，炮轰孔宋豪门，铁骨铮铮，国学大师陈寅恪称赞他“天下英雄独使君”。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傅斯年是典型的书香门第，其父傅旭安系光绪二十年的举人，祖上傅以渐是清朝第一任状元。

傅斯年，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为国文门。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高举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傅斯年不仅是学生领袖，还是北大学霸。后来考取官费留学，到欧洲留学七年，和陈寅恪一样没有正式的学历，却是学贯中西卓有成就。年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年就任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傅斯年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这样评价：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

傅斯年的贡献不仅仅是历史学的成就，而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追求和理想。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更是五四精神的实践者。他在年9月5日撰写的《〈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说：“‘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傅斯年一生都在追求，成为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标杆。

一、傅斯年的爱国主义

北伐胜利后，傅斯年在蔡元培家吃饭，喝醉了酒，放言道：“我们国家整理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傅斯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很强烈，酒后之言其实也是梦想国家强大的一种写照。没有这种感情，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傅斯年也不会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了。爱国主义，这是傅斯年的本色。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东北，傅斯年著《东北史纲》，以大量史料证明东北有史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１９３２年８月，傅斯年在《日寇与热河平津》文中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中日问题决无和平解决之望，希望与日本谋和乃是做梦。傅斯年常常在文章中称日本人为“倭人”、“倭寇”、“倭军阀”，坚决反对国民政府绥靖的外交政策。１９３３年１月，傅斯年在《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一文重申：“我们若想到我们背后并无路走，而是无底深渊，虽懦夫也只能就地抵抗的。”

傅斯年对文化汉奸深恶痛绝，表示要“汉贼誓不两立”。抗战结束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将所有留在日伪控制下的教授通通开除。

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以苏联对日宣战为条件，把中国给卖了，其中包括承认蒙古独立，管理东北地区的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两个海港等。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内容公开以后，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的反苏运动。傅斯年与20位著名学者联名在《大公报》天津版以“星期论文”的形式发表声明：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傅斯年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中表示，“若东北竟失掉了，或者名存实亡”，中国就“永为贫民窟，永为困乏、疾病、愚昧之国”。

二、傅斯年要革命

傅斯年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说话直率而呼之曰“大炮”。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唯唯诺诺明哲保身为主，讲究中庸之道。即便是自由主义的领袖胡适，有时候也是身不由己不敢造次。面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傅斯年是拍案而起。年8月9日，傅斯年在重庆《大公报》发表《黄祸》文章，一针见血揭露“抗战以来，大官每即是大商，大商必受庇荫于大官。前者发展为官僚资本，后者便是发国难财的。”抨击胡作非为的既得利益阶级，“简直应该用原子弹去炸他，因为他们是全民族敌人，不下于日本鬼子呵！”

年，傅斯年在题为《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的文章中尖锐指出：“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接着他又在《世纪评论》上发表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文章，慷慨陈词：“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文中断言：“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

傅斯年，一介书生，炮轰皇亲国戚权贵豪门轰动全国，成舍我主办的《世界日报》当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这样的标题。

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我于此事，行之至今，自思无惭于前贤典型……士人之节，在中国以此维纲常者也。”(《胡适来往书信选》)

传统知识分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和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在傅斯年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

三、傅斯年拒绝当官

傅斯年作为一个学者，被胡适称为“人世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傅斯年一直保持一个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本色，不入党不当官，议时政敢说话。

年，傅斯年批评：“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汉民)、曰汪(精卫)、曰蒋(介石)……胡之人格坚固，汪之人物有吸引力，蒋之意志有强力……然而说汪先生之政务精练，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而政务之精练，近代知识之充分，确是今日主持一个国家所应有的。”在傅斯年眼里，国民党的这些领袖都不合格。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邀请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傅斯年自己不愿意当官，同时也劝胡适不要当官，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此公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国之压力也”。（《傅斯年致胡适》）

蒋介石对胡适傅斯年这样的知识精英极尽拉拢，胡适对蒋介石充满幻想。傅斯年对蒋介石有自己的看法，在给胡适信中坦言，“此公法制观念甚微”，“这样说法是使我永不相信在介公手中，中国能走上法治的”，“介公量实在不大，此次已迁怒及北大”，“蒋最善于毁人”。

蒋介石对傅斯年青睐有加，傅斯年绝不会卑躬屈膝。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一个故事。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蒋介石去欢迎。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

四、知识分子的标杆

傅斯年是民国知识分子的标杆，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为国而忧，为民放言，“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只要事关国家，他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非识时务之俊杰，更不识何谓明哲保身”。（俞大綵《忆孟真》）

陈寅恪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傅斯年一直都在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议政不当官，从道不从君。傅斯年不反对政府，又守护其独立立场，“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这班败类搏斗，才能真正帮助政府。”

傅斯年曾写信给胡适说：“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傅斯年的理想就是“永远在野”，舆论批评，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傅斯年是“五四”之子，坚持学术自由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全面地代表着五四的真精神。傅斯年作为校长，拒绝三民主义进入台湾大学，以保持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为保护学生傅对军警司令说，“若有学生流血，我会跟你拼命！”

傅斯年有一段名言：“我平生的理想国，是社会主义与自由并发达的国土，有社会主义而无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无社会主义，我也不要住。”（《评英国大选》）

傅斯年逝世，蒋介石亲笔书写“国失师表”挽章，于右任的挽联是：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傅斯年北大出身的青年领袖，而现在北大流行的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今天的时代还有没有傅斯年这样的知识分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