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

先秦时期复仇故事的出现表达了先民的大无畏

发布时间:2025/3/28 11:50:57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及古小说的渊源时说:“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与传说。”因此志怪小说的源头亦可追溯到上古神话。《山海经》中记载了一些先民与自然或比自身强大的事物作斗争,弱小的一方战败或者失去性命,其魂灵不死,继续奋起反抗、一雪前耻的故事。

此类故事想象丰富,极富玄幻色彩,体现出了先民的无畏精神,因此可将它们视为复仇故事的开端。故事中复仇主体心智坚决、无所顾忌的形象,得到了后人的讴歌与咏叹。此外《墨子·明鬼》篇中也记载了杜伯与庄子仪这两个历史人物复仇的故事。早期的复仇故事大多以史传为载体,故而《左传》、《战国策》等史传文学中也记有一些历史人物复仇之事。

一、神话中的复仇故事

吕思勉先生认为,“复仇之风,初皆起于部落之相报,虽非天下为公之义,犹有亲亲之道存焉。”原始时期,由于法律的不健全和文明程度低,部落之间因为土地、利益、私人恩怨等而私相斗殴事件频发,在文字产生以前,这些部落之争事便以口传文学的形式流传,文字形成后这些传说得以被记录,形成上古神话。我国的复仇文学见于书面记载的文献,最早可以追溯至上古神话《山海经》。

“精卫填海”的故事是《山海经》中复仇故事的代表,该故事结构完整,围绕着“溺水而亡(结仇)——化身精卫(形变)——衔石填海(复仇)”的情节展开。且不说复仇结果如何,单从故事结构而言,具备复仇主体、复仇对象、复仇原因、复仇方式等要素,故可将其归为复仇类故事。精卫本是炎帝的女儿,后在东海游玩之时溺水而亡,死后其魂灵化为精卫鸟,经常衔西山上的树枝与小石子投入东海,想要填平东海。

精卫作为一只鸟,力量自是微乎其微,而它的对立面东海又是广阔无垠的,在今天看来,填海这种举动无疑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但这一举动又是一种对抗情绪。复仇心理源自于一种求生本能,当自己这种本能与权力受到侵害时,必然会奋起反抗。该故事反映了原始社会人们的锲而不舍、顽强的反抗精神及复仇意识,它“开创了古代中国常常出现的弱小者向强大者复仇、失败一方向战胜一方雪耻的众多作品的先声”。

这一故事流传演变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精卫的复仇之心愈加坚定。《博物志》中的相关描述只交代了“填海”的举动而未说明原因。在《述异记》中精卫这一复仇者的形象更为饱满,时人称其为“冤禽”、“志鸟”,这两个称呼反映了人们对精卫溺水的同情,对它复仇恒心的钦佩。

同时,在前作的基础上附会出“偶海燕而生子”的情节,使复仇方式由精卫独自报仇变成了配偶与子共助其复仇,有了血亲复仇因子,这是血缘宗法制度不断加强,儒家“子报父母之仇”相关理论共同影响的结果。

配偶与子将复仇事业与精神延续传承下去,更能突出精卫与大海的仇恨之深和誓将填平大海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面对强大事物时,自身力量的有限性。这种借助外力的复仇模式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大多复仇故事所采用。“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更是反映出了复仇意志的坚定,说明时人对精卫的反抗精神与复仇意志是持褒奖态度的。

精卫填海故事是先民希望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愿望的真实写照,它的精神得到了后人的传颂与赞扬。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复仇故事除了精卫填海外,还有形天故事,也包含了复仇因素:形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刑天与黄帝争夺神位,被黄帝砍了首级,葬在了常阳山上,断首之后的刑天还能以乳为眼睛,以肚脐为口,手持矛和斧子继续战斗。袁珂认为,刑天神话是黄帝与炎帝部落斗争神话的一部分,以示自己部落斗志昂扬,死犹未已,故而可以将其作为政治复仇范畴。从故事中得知刑天的残躯仍有复仇意识,于“操干戚以舞”的行动中成就了自我,精神永存,复仇意志的坚定颇似后来的灵鬼类复仇故事中的鬼。

不同的是这类英雄人物的复仇精神更能激起人们的反抗意识和崇拜之情,也影响了后世如荆轲、山中客等以行动成就悲壮的悲剧式英雄人物的塑造,反映的是“万物有灵”观念,而灵鬼类复仇故事着重阐释了古人的鬼神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刑天神话象征着先民们的抗争精神及其对英雄人物的崇拜之情,它与精卫填海故事共同开启了中国古代复仇文学篇章。

二、诸子及史传文学中的复仇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是复仇故事的发展期。政治动荡,文化思想上“百家争鸣”,各家为推广自己的学说提供依据与立足点,诸子著作中也出现了复仇故事,且故事模式和内容开始倾向于惩恶扬善,反映了早期人们的鬼神观念。如《墨子·明鬼下》中记载了两则复仇故事,“杜伯复仇”与“燕臣庄子仪”,两则故事的内容相似,结构大体一致。

可见,故事经过后人的再创作,塑造出了一位封建社会典型的昏君形象:偏听偏信,不辨是非,滥杀无辜,推卸责任,毫无悔改之心。这种对于生命的漠视和轻贱必将招致祸端,即“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大臣发誓不出三年必定要报仇雪恨,三年后,大臣如愿复仇,结尾评论性的话语增加了事件的真实性。这两个复仇故事的复仇对象是君王,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臣子向君主复仇是对其无道滥杀无辜的不满与惩处,是正义对非正义的复仇,也是对君权的挑战。

《明鬼篇》处处透露着墨子对待鬼神之事的主张——“尊天事鬼”,这两则鬼魂复仇故事当是墨子借用传统的天鬼崇拜形式,凭借鬼神的威力去传达自己“兼爱交利、非攻节用”的学说,与儒家的“仁政”思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后来颜之推将它们收录在了《冤魂志》中,以证因果报应实有,希冀起到“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

《吕氏春秋·离俗览》中记载了一位士人因梦中受辱、报仇未遂、愤而自杀的故事。宾卑聚与朋友寻梦中辱己之人以期复仇,结果可想而知。很明显,他是将梦境当做了现实,类似于“庄周梦蝶”后,“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但该故事还反映了古人“有仇必报”的复仇观念,以及维护生命尊严与个体意志的坚决。

随着史学的兴起,复仇故事多见于《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中。《左传》中复仇故事数量较之上古神话明显增多,有为亲人复仇却得到奖赏之事,如《左传·定公五年》记斗怀欲杀楚平王以报父仇,却受到了楚昭王的赏赐之事;有为土地、财物等利益而复仇的,如《左传·庄公十九年》中记载的周惠王欲取蒍国王土以为囿,遭到蒍国攻伐之事。

又有为个人尊严而复仇事,如《左传·成公三年》载郤克为报妇人耻笑之辱,不惜向齐国发动战争,体现了古人“可杀不可辱”的维护自我尊严的心态;也有鬼魂为个人复仇的,这类事件叙事具有神秘化倾向,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鬼怪、梦兆等一系列怪异的因素,预示事件结局,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反映时人的认识世界的水平,例如“伯有复仇事”,见于《襄公三十年》与《昭公七年》。

这个故事讲述郑国伯有反叛,为驷带与公孙段诛杀。郑国有人梦见伯有鬼魂扬言要杀了驷带与公孙段,二人果然相继离世,国人惧怖,子产命人安抚伯有鬼魂,并回答了赵景子关于鬼的疑问,“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妇强死,以为淫厉。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

从子产与赵景子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人们认为人有魂魄,若强死则为厉,没有归所,因此作祟为害生人,若能安抚厉,它就会有所归,身份也会由厉变为鬼,充分反映了古人的鬼神观念。另外故事中梦兆的出现切合了古人的迷信心理,使得故事本身变得神秘莫测,更具文学性。

战国时期,任侠之风盛行,出现了许多侠义复仇故事,如《战国策·燕策三》记载的荆轲刺秦故事。讲述燕太子丹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招募门客荆轲,前往秦国刺杀秦王之事。情节可以分为:燕国腹背受敌——募士——刺秦。

故事开篇说明了在秦国做人质的丹逃归了故国,与太傅鞫武分析了燕国面临的政治困境:“秦且灭六国,兵以临易水,恐其祸至......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则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点明了募士与刺秦的原因,为荆轲的出场做了铺垫。

而后在田光的引荐下,太子丹募得义士荆轲,并不惜放低自己的姿态、花重金讨荆轲欢心。“太子前顿首......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最终感动了荆轲,同燕国勇士秦舞阳一起前往秦国。

这些情节的设置将太子丹塑造成了一位礼贤下士、国家利益至上的形象。刺秦环节中,作者集中笔墨详细介绍了荆轲的行动过程,突出了人物刚毅果敢、视死如归的勇士形象。但刺杀结果是以荆轲被斩而告终,秦国灭燕。荆轲好友高渐离后来利用击筑的机会见到了秦始皇,想以击筑之名,行刺杀之实,为燕国报仇,未中,反被杀死。

整个故事虽然以悲剧结尾,但从中体现出的古人的家国观念、以弱抗暴的反抗精神、理想主义的献身精神等,使得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并有了不同的文学书写,典型的是《史记·刺客列传》与杂史杂传小说《燕丹子》。

《史记·刺客列传》记此事时,对史料进行了取舍与重新组合。司马迁在塑造荆轲这一人物形象时,交代了人物背景,增加了“荆轲与盖聂击剑”、“荆轲与高渐离交好”等情节,丰富了故事内容,也为刺秦的失败结局埋下伏笔。反映了士阶层“为知己者死”的个人价值取向。《燕丹子》相较于正史而言,记录此事时多出了一些怪诞虚妄之说,刺秦原因也从“为国家”变为“太子丹在秦国受到屈辱”,这种改动使复仇目的由国家转移到了个人身上。

此外,《燕丹子》中也多用虚构、夸张手法,如丹逃归过程中“乌即白头、马生角、众鸡皆鸣”等;用“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盘”来讨好荆轲。此类手法的运用,使得故事更具小说意味。

另外,作者在原作基础上也加入了一些生活化的情节,如在易水决别之后,入秦途中,武阳与荆轲去市场买肉,却遭到了屠夫的言语侮辱,武阳欲斗,被荆轲制止。将生活琐事融入文中,使人物的形象更接地气。

总结

先秦时期的复仇故事以神话、史书为载体进行传播,反映了古人的复仇意识与精神,以及对待鬼神的态度。这些故事具有文学、史学、民俗学等价值,内涵丰富,极具研究意义。故事中涉及的复仇过程与方法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复仇故事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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