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

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神女女岐没有配偶，为何能够产下九子？

疫病之神居于何处？天地瑞气又在哪里？

什么关闭导致天黑？什么开启带来天亮？

东方角宿还没放光，太阳又在哪里匿藏？

这几句看似问天地流转的原理，实质上问的是天地这个系统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与身体直接相关的繁衍生息和健康疾病；与生产相关的昼夜更替和四季轮转。

在现有的文献记载中，女岐最早的记录就出现在屈原这部《天问》中。后世对女歧这个人物的演变，均由此《天问》中生九子这个基础上衍生。

结合屈原所处的时代环境，我推测女歧应该是楚国传说中的女巫。这个女巫以生九子而载入楚国巫史。

据生物学家和史学家分析，人类是直到母系社会后期，男女关系相对稳定后，才逐渐认识到生育的真实缘由。

在采集文明前期，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非常有限，甚至不能非常清晰地了解生育是怎么回事。所以那个阶段衍生了很多感生神话，中国有华胥氏踩雷神脚印生伏羲，西方有圣母受圣神感应生耶稣基督。

当时以部落形态为主，部落中地位最高的一般是女巫。女娲、女丑、女魃、女歧都是当时部落的女巫。

远古时代的女巫跟后世的女巫不是一个概念，当时的女巫在部落中是相当于女神的存在。她们负责指导生产、占卜吉凶，看相，预测天气，看病等，是部落的掌舵者和保护神。

巫这个字开始时是特指女巫，因为原始时代只有女性有资格担任担任巫这个职位。后来慢慢过渡到父系社会，才开始有了男巫，人们还特地为男巫造了一个字“觋”（xí）。

远古时代物资匮乏，人类平均寿命短，婴幼儿夭折率高，多子是有能力的象征，女歧生了九个孩子，被当时的人奉为神明也不奇怪。

至于女歧为什么没有丈夫，今人很容易理解，当时是母系社会，子知其母不知其父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屈原生在父系社会，当时又没有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根本不可能有母系社会这个概念，不理解有子无夫也属正常。

伯强在这里指代大厉疫鬼，类似瘟神一样的存在，惠气指祥瑞惠和之气。

古时候人们对自然认知有限，超出能力和认知范围的事情君喜欢冠以鬼神之名。对人类不利的解释为妖魔鬼怪作乱，对人类有利的则为神仙惠泽。

这里的伯强和惠气指代的是天地间两种相反的力量，伯强为疫气，致人疾病死亡。惠气为正气，使人健康舒畅。

对于能感知到而无法看到的能量，古人一般用“气”来命名，阳气、阴气、正气、邪气、病气、瑞气、郁气、清气……

他们认为这些气是一种固定的存在，在天地间不同的地方游荡。人类遇到好的气就走运，遇到坏的气就倒霉。

人人都想走运，避免倒霉。所以如果知道了各种“气”的居所或行动路线，是不是就能趋吉避凶，一生顺遂。

我们的祖先自有意志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准备降服自然。瘟疫在古代是死神一般的存在，人们迫切地盼望能找到克制疫病的良方。

在当时人们的认知中，如果知道了疫气和瑞气的所在，或许可以远离疫病，至不济也可在遇到疫气时引瑞气来压制。

阖是合的意思，晦是暗的意思，什么合上天会暗，什么打开天会亮？

太阳的升降跟天地的明暗不是同时发生的，太阳升上地平线之前和降下地平线之后，各有一段时间天地间仍有光。

古人的认知中是没有大气层、光线折射、散射这些概念的，所以他们想象了一个“天门”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个天门就像我们今天的电灯开关一样，打开后光线进入人间，天亮；关闭则光线收起，天黑。

当时处于农业文明时代，天地之间的明暗直接影响农耕。古人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指导农民耕种，这里的“日”其实是“光”，天光亮后开始劳作，天黑后收工回家。

屈原没有质疑“天门”这个想象，他想探究的是这个门的本质到底是什么？除了太阳之外，到底是什么在控制着天地间的明暗？

角宿是东方苍龙七宿之首，由两颗星组成，为苍龙之角。旦是升起的意思，曜灵是太阳的代称。

在我们的星宿系统中，苍龙星司春，二月二龙抬头指的就是这两颗角宿升上地平线，角宿出现，预示春耕开始。

曜灵安藏中的“曜灵”指的不是太阳本身，而是太阳的能量。我们对四季与人类生活最精髓的总结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四季差异的本质就是地球接收太阳能量的差异。古人没有宏观视角，没办法建立地轴夹角、南回归线、北回归线这些系统模型。

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但人间接收到的能量却各有不同，这对古人而言是无解的奥秘。

这段是诗人将视角从天拉向地面和人间的过渡章。也是后面所有问题的总纲，人类社会发展的所有科技、学说、创造，追溯其本源，都是为了生存和繁衍。

屈原身处于农业文明背景下，由封建王权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之中。对当时的人而言，生存的最大威胁是粮食、疾病和战争。

屈原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者，上辅君王，下安黎民。他一生追求的美政跟孔子提出的仁政有许多相似之处。

他政治上失意，其本质原因不在他的理念或个人能力，而在当时的社会形态。

封建王朝以一姓一家治天下这种体制，决定了臣民“运气”重于“能力”的处境。同样的人，遇到英明的君主和遇到昏聩的君主，境遇和成就截然不同。

屈原在君主运这一块，抽中的是下下签。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像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投奔别国。他一生为楚国的利益奔波，国破则殉国，一以贯之践地行着当时士大夫的忠义之道。在人格方面，他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高尚之士。

我们评价一个人，应将其放在时代中去权衡才能不失客观。岳飞接受金牌传召回朝，屈原投江殉国，在当时的价值体系中，是忠君爱国的行为。我们用今人的视角去批评他迂腐、消极是不公正的。

那些抓住胡适等学者对《史记》怀疑的论点，无限放大，给屈原安一个弄臣的名头，无下限地意淫屈原与楚王之间的爱恨情仇的人，既低级又无耻。

质疑权威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但这种单纯为了博眼球，毫无实据拉踩名人或热点，吃人血馒头的行为，引导了一种短视功利的风潮，给社会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自马加爵案开始兴起的为加害者辩护，谴责受害者现象。还有近几年风靡的魔幻史诗爱情剧：秦始皇汉武帝唐明皇雍正等帝王与后宫不得不说的两三事。

就连霍去病，一个只活了24岁，名言是“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打仗摧枯拉朽从不拉锯，流星一般的人物，竟敢拍90集电视剧……

每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的课题，采集时代的人主要任务是站到食物链顶端。农耕时代的人主要任务是填饱肚子，保卫劳动成果，繁衍生息。现代人主要任务是消灭战争，构建人类共同体。

不是《三体》中那种因为抵御外来侵害被迫结成的集体，而是通过提升生产力，创建出足够的生活资源，让人类集体进入用创造取代掠夺的时代。

总结规律，探究本质，利用属性，改造性质，主导事态。人类这个物种天生有不屈的意志和主宰一切的雄心。

从最开始利用火的自然特性，脱离茹毛饮血；到归纳日月星辰的规律，驯养农作物和牲畜；再到改造山川河流的形态，造福生产和发展；再进阶到重构分子物质的构成，宏观方面往宇宙扩张，微观方面进军量子领域。每一步都在向靠近，或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发展出《三体》中的神级文明，掌握重启宇宙的能力。

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比屈原幸运得多。在他的年代，新冠这样的疫病有可能直接灭国，而我们可以跟病毒抗战两年而不影响国家大局。

他作为官员，对外抗秦卫楚，对内发展民生，当得起爱国志士的称号。他创造的作品，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当时的文化精髓和民生风貌。尤其是神话传说这一块，后人许多演绎都以屈原的作品为蓝本。

我们从《诗经》中《国风》和《离骚》各取一字组成“风骚”二字泛称文学；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评价《史记》的文学价值。屈原无论在文学还是美学领域一样是中华文化中当之无愧的始祖级人物。

我们现在没有饥饿的威胁，每天刷着搞笑视频，吃着火锅唱着歌，若是做不到像他那样推动社会进步，至少应该对他这样的仁人志士保有敬意。

苟且和远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俗世中谋生，并不妨碍在精神世界留有净土或改变世界的豪情。

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这些故事的内核就是这种改变世界的壮志。功成或许不在我，但一定会在我辈。

这是《天问》系列的第五篇，屈原从天到地再到人，这里不仅是他看到的世界，更是他追求真理的精神寄托。是鲧禹治水，我们进入改造自然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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