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史上，李白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作品表现出的那种昂扬的斗志和一泻千里的气势历来受人们称颂。“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语言风格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然李白成为伟大诗人不仅仅是他独特的艺术风格，更是他诗歌中透射出的那种胸怀天下，忧国怀民的思想。王运熙先生曾言“诗人的艺术才能固然是使他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使他作品具有力量和生命力的不仅是抽象的艺术才能，更重要的是诗人凭着他那卓越的艺术才能描写了历史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也就是他的作品中有着异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如果没有这些丰富的思想内容，那么，这种艺术就是虚伪的，空洞的，不会具有真实的价值。”的确，优秀诗人的责任不仅是用超凡的艺术才能描绘时代思想，还要完成历史文化的传承，李白就是这样一位天才诗人，其诗歌充满丰富的思想内容。

曾有学者把李白定位为三种身份：一是儒生，那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二是仙翁，那是道家思想的外化；三是侠客，那是侠士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三种思想在李白身上交替影响，使李白思想十分复杂。然道家思想与侠士思想只是李白一段时期的喜好，对他影响至深的是儒家思想。葛景春先生曾言：“李白的指导思想，过去都倾向认为是道家思想。诚然，道家思想在李白思想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道家的美学思想，形成了李白诗歌自然奔放的艺术特色，若论起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在李白世界观占指导地位的，还是积极入世、希冀建功立业的儒家思想。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确，在李白一生活动中，儒家思想贯穿始终，在他的作品中，也将儒家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唐代社会开放的社会环境孕育了唐人开阔的胸襟和昂扬的自信，政治环境的稳定使得文士们都有极强的功名心，都希望在仕途上大展拳脚。李白自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理念影响至灵魂深处，少年时期就希望步入仕途，建功立业。为此，李白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如隐居仰望、求仙学道、交游干谒等。

隐逸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曾言：“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秦伯篇》）。庄子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缪也。”（《庄子·缮性篇》）无论儒家还是道家，都指出隐逸是国邦不宁时才出现的一种现象，天下无道，士人为躲避祸乱而选择隐居，是一种明哲保身的生活态度。

既然隐逸是乱世特有的现象，历史上著名隐者吕尚、商山四皓、陶渊明等，都因不满当时社会现实而选择归隐。然唐是封建盛世帝国，政治稳定，文化繁荣，思想开放，多种文化相互交融。为何还有那么多人隐逸呢？这要从当时社会环境说起，唐初，统治者为招贤纳士，力求达到人尽其用，野无遗贤的政治目的，礼遇隐士，给予厚待。唐太宗时曾下诏“若有鸿才乙等，留滞模板；哲人奇士，沉沦屠钓，宜精加搜访，进以书礼。”太宗搜林访贤，开创历史上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以后诸帝都秉承太宗礼遇隐士的遗风。天后时期下诏：

比年虽尝进举，遂无英俊。犹恐栖岩穴以韬奇，乐邱园而晦影。宜令河南、河北、江淮以南州县，或纬俗之英，声驰管乐；或济时之器，价逸萧张，学宰帝师，材堪谏辅者，必当位之不次。可明加采访，务尽才杰，州县以礼发遣。

到玄宗朝，这一风气更甚，于开元五年下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由于统治者重用隐士，给予隐士高官厚禄，助长了唐代隐逸之风。唐代大多文士都想通过隐逸途径达到平步青云的政治目的。因此隐逸内涵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最初的避祸隐居或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变为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文士通过隐居获得称誉，抬高身价，以期得到统治者重视而步入仕途。故《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类型：

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

封建社会的盛世帝国孕育了唐人积极的进取心与豪情壮志。大多文士都想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为此，他们运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通过隐逸这种以退为进的仕进方式便是他们选择的手段之一。据《新唐书·隐逸传》记载：

子昂、贞固前死，藏用抚其孤有恩，人称能终始交。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贞常招致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山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

由于卢藏用隐居终南山步入仕途机会，因此，人们常用终南捷径来指通过隐居步入仕途的仕进方式。李白主要活动在玄宗朝，一生功名心极强的他，在科举这条路被阻断之后，唯有另寻他途来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抱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隐逸”不失为一种理想的途径，李白早期隐居正是“终南捷径”仕进方式的彰显。

李白一生有四次隐居生活。一是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自叙“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此次隐居是在他少年时期，隐于岷山刻苦读书，为日后出仕作准备，并非避世隐居。第二次隐居是在中年时期，曾与孔巢父、裴政、张叔明、韩准、陶沔等人隐于山东徂徕山，号称竹溪六逸。第三次隐居是天宝初年，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第四次隐居是李白去朝后“十载客梁园”时期，曾与元丹丘在河南颖阳、嵩山有过一段隐居生活。李白虽说有四次隐居生活，他诗中也有许多表达隐逸思想的作品，但李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的隐是为出，是为“金高南山买君顾”的政治意图。据《旧唐书·李白传》记载“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李白因隐居结识道士吴筠，吴筠举荐才得以入朝，由此可见李白隐居意图。李白在《酬崔五郎中》诗中言“朝游明光宫，暮入阊阖关。但得长把袂，何必嵩丘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在这两篇诗文中，李白明确表达对隐居生活的态度，他对隐居生活并不是真正的热爱。故陈贻焮说“李白隐逸求仙，虽也不无出世因素，但主要是出于处心积虑的极世俗的打算，其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他的诗文中多次歌咏由隐入世，作出不朽功业，名垂千古的隐者。李白最为钦羡的隐者便是渭水垂钓的吕尚，南阳躬耕的诸葛，东山高卧的谢安，倏起辅佐的四皓等。李白经常歌咏吕尚、诸葛亮、谢安、四皓以寄托自己的抱负。在他的诗中，常以这一类英雄自况：

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李白也想像诸葛亮那样被明君赏识重用，干一番大事业。又“少年落魄楚汉间，风尘萧瑟多苦颜。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时来列五鼎，谈笑期一掷。”（《赠友人三首》其三），“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洒。大贤有卷舒，季叶轻风雅。”（《赠常侍御》），“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可见，李白是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不会当一名无所作为的隐士。李白的归隐是从属于他的政治理想的，隐逸只是他抬高自己身价的一种手段。周勋初先生评价李白的隐居言“李白在出世与入世的问题上观点很明确，出世不忘入世，入世之后仍不忘出世。总的看法，入世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因此，他隐居的过程中，始终不忘谋求出仕，立志大展宏图，干一番旋转乾坤的大事业。”

李白诗中诗中流露出对隐逸生活向往的并不多，是在倾诉政治上怀才不遇的痛苦之后，无可奈何表示归隐的决心。（《翰林读书言怀》）是李白写于待诏翰林期间，诗中言：

晨趋紫禁中，夕待金门诏。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云天属清朗，林壑忆游眺。或时清风来，闲倚栏下啸。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此诗系遭谗以后之作，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便想起归隐。去朝后写的诗“岁晏归去来，富贵安可求。仲尼七十说，历聘莫见收。鲁连逃千金，珪组岂可酬。时哉苟不会，草木为我俦。希君同携手，长往南山幽。”（《赠崔郎中宗之》）李白说自己怀才不遇，希望可以与好友携手归隐。“功业若梦里，抚琴发长嗟……使命苦不会，归应练丹砂”（《早秋赠裴十七仲堪》）。归隐，对于李白来说，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在李白后期创作的众多表示归隐决心的诗歌，应该理解为在现实社会中理想破灭，饱尝打击后的一种聊以自慰的生活方式，隐逸不过是怀才不遇的掩饰而已。

求仙学道也是唐人入仕的途径之一。李氏王朝建立后，为抬高身价，唐统治者将道教确立为国教，学道之风盛行，道士也受到帝王的礼遇。高宗时将《道德经》列为选官的必考科目，迎道士潘师正、刘道合、叶法善入宫论道，以礼相待。玄宗可算是一位真正的道教信徒，对道教的尊崇达到痴迷的地步，《旧唐书·司马承祯传》记载：

开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司马承祯入京，亲受法籙，前后赏赐甚厚。十年，驾还西都，承祯又请还天台山，玄宗赋诗以遣之。十五年，又召至都。玄宗令承祯于王屋山自选形胜，置坛室以居焉。

这些作品说明秦皇、汉武求仙学道之事实为缘木求鱼、精卫填海之举，借史事对玄宗迷信神仙进行辛辣的讽刺。李白除对当时统治者迷信神仙有清楚的认识外，自己对道教也有清醒的认识，如“蟹螯即金液，糟邱是蓬莱”（《月下独酌》其四）、“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月下独酌》其二)、“仙人殊恍惚，未若醉中真”(《拟古》其三)等。这些作品都作于李白青少年时期，诗中表达求仙一事为虚幻，足见其早年对仙道的追求不是内心所发，而是一种政治手段。

干谒也是李白仕进方式之一。干谒不是始于唐代，但在唐代尤其盛行，这和唐代取士制度相关。唐代取士制度除科举外，还有荐举、军功、门荫等入仕途径，军功入仕主要对象是军队士卒，门荫入仕对象主要是贵族子弟，这两条入仕之门对庶族寒门子弟是关闭的。因此，寒门子弟要想步入仕途，除参加一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之外，便是通过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举荐，实现自己入仕理想。由荐举伴随而来的是干谒之风盛行，被荐举者想要获得荐举机会，就需向社会上名望之士呈递书信、进献诗赋等，以期获得别人赏识，荐举于朝。唐代有好多想通过干谒步入仕途的文人，如王勃、卢照邻、高适、杜甫、韩愈等。唐代干谒人群中，李白是较为出名的，他个性傲岸不屈，才高自负，曾狂言“不屈己，不干人，”想通过结交王侯、隐居学道等方式而达到历抵卿相的目的，实现自己“济苍生，安社稷”的宏伟愿望。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李白理想的入仕途径都没能走通，终其一生都在行干谒之事。他“遍干诸侯”的行为与“不屈己，不干人”的处事原则是相背的，这都源于他儒家积极入世理念与极强的功名心。

李白干谒活动早在蜀中时期就开始了，李白二十岁时，谒见李邕，但这次谒见以失败告终，可能是李邕嫌他年少轻狂，为此，李白写“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来表达对李邕的不满。第二年，李白谒见益州长史苏颋，苏颋对他评价甚高，曰“次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以学，可与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这评价使得李白一生都以此为傲。开元十二年，二十四岁的李白离开家乡蜀地，开始了漫游生活。至安陆时，他谒见李长史与裴长史，《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详述自己家世，表明自己有四方之志，展示自己才能，还亮出是已故宰相孙女婿身份：

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迄于今三十春矣。以为士生则桑孤蓬矢，射乎四方，故知大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

文中还表示自己是重情重义之人，文末表明李白志愿“愿君侯惠以大遇，洞开心颜，终乎前恩，再辱英盼。白必能使精诚动天，长虹贯日，直度易水，不以为寒。”文中李白以赤诚之心干谒裴长史，希望得到举荐，实现自己入仕愿望。然这两次干谒都以失败告终。

李白还到长安谒见玉真公主，留下了《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两首诗，诗中“吟咏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谢公子，无鱼良可哀”引用管仲乐毅的典故，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然这一次长安之行，也没有遇见赏识自己的伯乐。李白失望万分，沮丧离开长安东游，在他离开长安后，也没有停止干谒行为。

由上可知，李白在“事君荣亲、济世安民”理想的激励下，一生都在为这一理想矢志不渝。诗人内心入仕的火焰如此强烈，入仕的热情甚至融入到他的血液里。尽管现实残酷，命运对他也无半点偏爱之心，但他在面对无数次失败也没有停止对梦想追求的精神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永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