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精卫 >> 精卫的形状 >> 暗杀时代,清末动荡的政局,革命党人对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廷统治者，消灭顽固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民国暗杀第一高手——王亚樵01革命党人达成政治暗杀的共识
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的成份较为复杂，因此他们对政治暗杀活动利弊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当时有相当部分的革命党人对此是有基本共识的。年，中国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曾明确提出，革命方法有三：“一是鼓吹，二是起义，三是暗杀。”年，他们又秘密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积极学习化学知识，秘密制造炸药，决定“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行之声援”。
吴樾就曾专门撰写有鼓吹暗杀的《暗杀时代》，他认为，革命“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华兴会的重要领导之一宋教仁也强调说，革命的方法“可括之为二：一为暴动，一为暗杀”。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也认为，“革命只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据柳亚子回忆，年时他曾到日本的理化速成科学习实用化学，目的就是要“制爆裂弹，以实行暗杀”。他还特别强调说，当时自己的想法虽然“是很幼稚的”，但却是“很认真的情愿献身于革命”。汪东也认为，“刺客之与军人，相须为命，何有缓急之分，”主张从事刺客的个人暗杀与从事军人的整体武装斗争两种方式，应同时进行。
清末的紫禁城当时颇为活跃而激进的汪精卫，也主张武装起义与政治暗杀应同时进行，他将革命事业形象地比喻为“炊米为饭”，既需要“盛之以釜”，又需要“热之以薪”。部分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坚忍不拔，不断发动武装起义的斗争精神，正是“釜”之“不惮烦之勇”的表现；而另一部分革命党人一往无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前仆后继地对清廷大员进行暗杀的牺牲精神，正是“薪”之“不畏死之勇”的表现。汪精卫认为，釜与薪，“二者之用，各有所宜，”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希望每位革命党人，或以身为薪，或以身为釜，“合而炊饭，俟饭之熟，请四万万同胞共飨之。”
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也认同暗杀这一斗争形式，并将其视为武装起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把组织暗杀作为重要的革命手段之一。早在年组织惠州起义时，孙中山就曾派遣史坚如、邓荫南等人直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这一暗杀活动，可以说是开辛亥革命时期政治暗杀的先河，较年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鼓吹对清廷大吏实行暗杀，还要早三年。年以后，这种暗杀活动变得更为广泛，同盟会还特意组织了一个专门负责暗杀的部门。尽管孙中山认为实行政治暗杀，从道德层面而言，“不免有缺光明，”从社会结果层面而言，“其结果不良也，”但他并非完全排斥或反对进行暗杀活动，而是强调实行政治暗杀不能有碍于革命的武装起义，“暗杀需顾当时革命之情形，与敌我两者损害孰甚，……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黄兴也认为，“革命与暗杀二者相辅而行，其收效至丰且速。”
黄花岗起义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决欲行个人主义”，准备亲自对两广总督张鸣岐、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等人实行暗杀。对此，孙中山表示坚决反对。但孙中山反对的并不是对清廷大员进行暗杀，而是“恐再演精卫之悲剧”，认为黄兴肩负着更为重大的革命领导责任，“一身为同人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也。彼之职务，盖可为更大之事业，”而实行个人暗杀一类的活动，“非彼所宜为也，”可另派他人为之。
孙中山在另一情境下曾再次权衡利弊说，直接从事政治暗杀的人，皆为革命的骨干精英，“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很明显，当时许多革命党人坚持实行政治暗杀，仅是将其作为反清革命的斗争形式或有效手段之一，并非完全迷恋于个人的暗杀活动，更非排斥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在他们看来，政治暗杀与武装起义，两者是辩证的统一，其根本目的皆是为了推翻清政府。他们或者认为，武装起义与政治暗杀可以同时并举，或者认为两者只有先后之序，并无根本的优劣之别，是主流与支流的关系。纵观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是革命党人的思想认识，还是其反清革命的具体实践，其“主流曰革命，支流曰暗杀”。
孙中山02革命党人对政治暗杀效果的预期
辛亥革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之所以推崇、实行暗杀活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为直接的原因，则是反清革命的政治需要。他们认为，实行政治暗杀，至少有四点好处。
1.实行政治暗杀，可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
当时许多革命党人认为，如在发动武装起义前对清廷大员进行“东突西应”式的暗杀，不但必将使清政府方面产生“风鹤为惊”的心理恐慌，而且可以造成清政府“若狼”，疲于应付的混乱局面，此时若“乘其仓皇，伸讨之师四方蜂起”，必可“迅雷不及掩耳，直捣幽燕，黄龙痛饮”，很快夺取革命的胜利。例如，年惠州起义时，史坚如之所以要谋炸两广总督德寿的衙署，是因其认为，通过暗杀活动，“举清吏之权位重大者，如督、抚、将军辈歼之，”这样必可“使其余恐怖惶恐，自顾不暇，则东江自立之势成，而西北江之义师又起，大局不劳而定”。
慈禧生辰又如，年黄兴、刘揆一等人拟于慈禧太后七十生辰之日，“预埋炸药于长沙万寿宫下，俟全省文武百官朝贺时一网打尽之，”是为了“乘机占领长沙”，同时，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地“分五路起兵”。再如，年刘思复谋炸李准，是因当时的革命党人认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灭阻力，而张革命之声势，”是“奉香港同盟会命，谋刺清水师提督李准，以为潮州惠州之革命军声援”。
2.政治暗杀可成为革命的先导
激烈鼓吹并笃行暗杀活动的吴樾认为，“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在吴樾看来，进行武装起义，“非群力即不效”。但当时的情况是“人心之不一”，不少人尚未觉醒，“一言革命，则畏首畏尾，顾身命而不前，未足与为也。”而进行政治暗杀活动，不但“虽个人可为”，而且可以对清统治者“收杀一儆百，杀十儆千”之效。吴樾“西验欧洲，东观日本”诸国历史之后发现，各国“革命之先，未有不由于暗杀以布其种子者”。他以俄国虚无党人为例解释说：“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如果没有虚无党人昔日的暗杀之因，焉得今日的革命之果？为此他大声疾呼号召说：“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
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如化名白话道人的也认为，“眼见这黑暗的政府，黑暗的官吏，那一个不想革命？但革命断非一次就可以成功的，而且此时各种学问都没有预备，各处人心也不能齐一，各等社会的意见更是参差不齐，”因此，“现在还是鼓吹革命时代共预备革命时代，并非实行革命时代。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这刺客是容易成功的。”汤增壁认为，对清廷大吏或铁腕权贵进行暗杀，是反清革命的“前驱先登”，具有“斩将旗”的作用，其后，革命党人若再“厚集其力”，必可“一鼓而破，其影响盖巨大捷速如此”。
3.实行政治暗杀可以警醒国人
革命党人之所以要对清廷大员进行政治暗杀的另一重要原因，即是希望借此唤醒民众，激发起他们的反抗斗争精神。早在年，革命党人杨毓麟、张继、何海樵等人，就从日本潜回国内，秘密“设机关于天津，谋炸内城宫殿及颐和园”，其目的即在于希望借此“以震动天下人耳目”，借此“以倾动天下之耳目”。他们虽潜居京城数月，但因清政府戒备森严，未能得手。
吴樾认为，只有进行政治暗杀活动，才可因此而“惊醒弥天大梦，震活已死人心”，启发、促使更多的国人参加到反清革命运动中去。年他之所以甘冒生命危险，“决意实行暗杀满清一二重臣”，其目的是希望借此“以鼓动全国民气”。年，一个化名为“民”的革命党人撰文说，革命者提出的“倾覆政府”的革命主张，当时并不能获得“大多数之承认之赞成”，也“不能同声相应”，而这些革命者“又不忍视强权者鱼肉平民阻碍进化也”，于是转而大力宣传、实行暗杀，“以诛除一二人道之贼，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权者寒心，如徐锡麟之一击，有造于社会者多矣。”
汤增壁也认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民情壅塞，仅仅依靠革命党人的“白话之书，持动情之辩”，进行口头或文字的宣传，“其开导之益亦浅鲜，”但采用“洒血弹烟，殷声天地”的暴烈暗杀方法，则可收震聋发瞆、立竿见影之效，“使四万万众恍然惊觉，其犹流水之就下也。”
吴樾4.实行政治暗杀，可对清统治者产生巨大的心理震撼
有的革命党人认为，在当时清廷黑暗而专制的政治统治下，人民大众毫无政治权力可言。在这种情况下，“对付狗官的法子，除了暗杀莫得第二个办法，”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那些“不好的狗官”，可以杀一儆百，震慑其他贪官污吏，“杀了一个不好的，后头来的他总不敢再不好了，”“我们到了这步田地，只有用铁血主义，并无别个法子了。”还有人认为，采用“爆弹短，为博浪之狙击”之法，对“暴君污吏，处以逆民之罪”，可以“使若辈反省悔过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良国内政治。
有的革命党人认为，在当时清廷的黑暗专制统治下，广大民众虽对清统治者“徒恨之，而不敢有所反对焉”，由此可见，“民气之涣散不伸。”“今欲伸民气，则莫若行此暗杀主义”，这样不但可以唤醒民众，而且可以用炸弹消灭最高统治者，警戒震慑其他统治者，使之“不敢妄有所为矣”，从而为武装起义扫清道路，减轻革命的阻力。“苟持此暗杀主义以实行之，吾恐满酋虽众，而杀那拉、铁良、载、奕劻诸人，亦足以警其余。”还有人认为，中国的革命志士若能“操巨刀，纵阔斧”，对清统治者实行暗杀，以“斩除种种障碍”，虽然会因此而牺牲一二革命志士的生命，但却可以取得令“彼畏死者将鼠状蝟缩，不敢再作诸君之劲敌矣”的震慑效果。杨毓麟也认为，只有革命党人对清廷的重要大员展开普遍的暗杀活动，才能够“使霸者变色却步，而不敢以身命为孤注”，死命对抗革命。
清末官员03革命党人政治暗杀预期成效之分析
反观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暗杀活动的客观事实或结果，其上述预期的成效不一，有成功，有不成功，也有意外的成功与收获。
1.革命党人希望政治暗杀可有效配合武装起义的预期，未能实现
年，孙中山等人发动惠州起义之初，较为顺利，“郑士良一军已在惠州归善县之三洲田先期发动，连战皆捷”，革命党人史坚如等希望通过暗杀两广总督德寿的方法，“以牵制省城援惠之师，而解三洲田义师之困，”但这次暗杀未能成功，起义遂后亦遭镇压。又如，年湖南革命党人拟将全省高官全部炸毙，然后乘机起义的设想也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
清末湖南2.政治暗杀的革命前期先导作用，并不明显
就辛亥革命的整个实践过程而言，政治暗杀与武装起义两种斗争形式，始终是相互交替进行的，政治暗杀作为武装起义前期先导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若就某一次具体的政治暗杀来看，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警醒了国人，促使其投身于反清革命运动之中，又的确起到了前期先导的作用。事实正如有人所说，“吴樾一弹，徐锡麟一击，风雨为泣，鬼神为号，祖宗玄灵于是焉依。毡裘之族，震慑而丧所持守，”其历史之功，“有甚于萍乡之义举。”
3.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的确迅速地警醒了国人
相对而言，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在警醒国人方面，的确是成效颇为显著。尽管孙中山后来并不十分赞成进行暗杀活动，但他仍然客观评价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不特敌人为之胆落，亦足使天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矣。”吴樾牺牲以后，不但同盟会东京总部专门设立暗杀团，下设筹款部、部、实行部等，而且海内外许多“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
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使更多的国人迅速觉醒，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冯玉祥曾回忆说:“吴樾这一炸弹，虽然没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地惊醒了。”革命女侠秋瑾亦曾赋诗称赞吴樾一掷炸弹的行为，使众多的国人同胞，“打破从前奴隶圈，惊回大地繁华梦。”汤增壁也称赞说，吴樾谋炸清廷五大臣炸弹的“砰然一声”，使当时的许多国民从此而“知有革命”。
魏兰则称赞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之举，是“二十世纪，亚东大陆，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其事迹不但可以“唤醒无老无少无男无女”之国民大众，而且可以“传布于五洲万国”。
4.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对清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作用
由于革命党人政治暗杀的对象，完全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或权贵大吏，特别那些镇压、阻碍革命的顽固死硬分子，因此，革命党人的这一系列政治暗杀，对清统治者的心理震撼及政治分化的作用最为突出明显。年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后即公开承认，他还曾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等满族亲贵。
这一暗杀计划，使得其他清统治者日日如坐针毡，人人自危，皆曰“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清吏肃王善耆、铁良、端方等，鉴于徐锡麟之暗杀，咸有戒心。各自设法向党人施展金钱政策，使为己用。”据记载，肃亲王善耆曾派人“辇三万元赴东献诸同盟会本部，谓此举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并无其他条件”陆军部尚书铁良也曾派遣程家到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
两江总督端方在给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直隶总督袁世凯“自闻皖事，几为之悸，于是而病”。自从安徽巡抚恩铭被刺后，全国各地的“封疆大吏，背不贴席，有设军队以自卫者，有深居简出，有谕道府以下免迎送者”。
北京城内的各个官府衙署，虽加派卫兵及巡警，剑拨弩张，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但清廷官员仍为之“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其在颐和园值班各军机大臣及参议政务大臣，颇有谈虎色变之态”。慈禧太后甚至因担心是否会有引见官员如徐锡麟枪杀恩铭故事，谕军机大臣，“嗣后各衙门引见人员，暂归内阁验放，”而暂停了官员的引见仪式。
革命党人的这一系列政治暗杀，对于湖北、广东等省地方大员的心理震慑作用，更为直接而巨大。革命党人“亦即借此机会，措置裕如，所以群治学社成立，经一年又九月之长久时间，未受风浪，得安心从事于组织、宣传、训练诸工作，俨成节制之师”，为湖北革命力量的集结创造了有利条件。
革命党人从事暗杀活动最为活跃而频繁的地区是广东，因此，对广东地方大吏的心理震慑作用最大，政治成效最明显。革命党人每从事一次暗杀活动，即对广东地方官员产生一次沉重的心理打击，使得“全粤满吏，皆极恐慌”，使其不敢悍然与革命党人为敌。特别是李沛基炸死广州将军凤山以后，“清大臣与各省疆吏，人人自危，不止张鸣岐、李准胆落而已。”其中最为突出而具代表性的是广东水师提督李准。
李准曾多次镇压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故党人恨之入骨。”他在先后遭到刘思复、林冠慈、陈敬岳等人的多次暗杀后，遂“渐知戒惧”。武昌起义爆发后，李准“知清祚告终”，更是急于“缓和革命党人之仇视，时向党人暗送秋波”，秘密派遣其八弟亲至香港，向革命党表示自己愿意“献虎门要塞，为进见礼”。随后，他又“胁迫两广总督张鸣岐反正，复约统制龙济光参加义举”，由此，“广州乃兵不血刃，九星之帜，已高悬于五羊城矣，”这无疑对广东的独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政治暗杀对清末政局、朝局产生的重大而多方面的影响，则是革命党人当初未曾明确预期到的。首先，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沉重打击了清最高统治者的信心。年，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后，不但满族亲贵，朝廷大吏人人惊恐，即使是一向专权自信的慈禧太后也深受打击。据记载，徐锡麟起义以后，慈禧太后的精神大受刺激，“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遂渐产生了听天由命，过一天少一日的心理。当时，日本与沙俄即将签订旨在瓜分中国东北的《日俄协约》，为此，军机大臣们两次请求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以谋应对之策。但慈禧太后，倦怠政事，“均未允，”竟对军机大臣们说：现“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使得军机大臣们无不“浩然长叹”，国事不可为矣。
其次，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迫使清廷改变了部分政策。尽管有人并不赞成部分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认为“以中国之君主、官吏，杀之不胜杀，诚有非革命军起后实不足以扫荡尽净者”，也不可能真正影响到清廷的“实际改革”。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吴樾、徐锡麟等人的暗杀活动，不但在精神上、心理上“足褫彼等魄而丧彼等之胆”，而且迫使清廷不得不加快预备立宪的步伐，“伪立宪之诏书亦日日飞下，”由此“亦可见其功效之所至矣”。
武昌起义的士兵再次，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覆灭的进程。武昌起义爆发后，清禁卫军总领良弼认为清王朝的现“政府不可为”，因而积极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他们不但强烈反对清帝退位，而且准备在北京对汉人采取武力镇压措施。革命党人彭家珍认为，“此獠不灭，终为革命大患，”遂于年1月，在良弼的私宅前将其炸伤，两天后死去。良弼被炸身亡以后，“清廷亲贵，人人自危，遂不敢昌言反对共和，……虽清廷召集王公会议，亦无人至。”
革命党人对某一特定的统治者实行政治暗杀，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但却可加快或延缓历史发展的速度。正因如此，良弼在临死时也说，“刺我者，真知我也。”认识到“今我死”与“清室亦随之亡”间的关系。
良弼良弼遭到革命党人的暗杀后，袁世凯通过庆亲王奕劻威胁隆裕太后及其他满清权贵说，革命党人彭家珍多年来在奉天讲武堂及东三省学兵营任教练官，因此北方各镇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多出其门”，最近发生的滦州兵变，也是“皆其勾结”的结果。特别是“近畿迭出暴举，足征革命党势力已及肘腋”，已有大量的革命党暗杀者潜入京城，清帝若不赶快接受退位条件，不但革命党人方面所提出的各项优待条件将取消，而且将有更多的满族权贵重臣遭到政治上的暗杀。
为此，“清室震栗，由是逊位之局乃定。”革命元老冯自由有关“南北议和阻力之消除，及清帝逊位之决心，实家珍一弹之力有以致之，厥功伟焉”的分析，虽有言过其实之嫌，但革命党人政治暗杀对于当时政局发展变化的重大影响，则是明显而积极的。由此反观年汪精卫有关“倘于革命军未起之时而有暗杀之事，醢独夫民贼之肉以惩不轨，岂不甚善。又使于革命军即起之时而有暗杀之事，使其悍酋相率就戮，内部溃裂，无复实力以与革命军相抗，又岂不甚善”的分析，亦觉其不无道理。
袁世凯至于袁世凯利用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逼迫清帝退位，继而攫取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权力，则是革命党人始料未及的，亦不应承担其政治或历史的责任。
04结论
正是吴樾、徐锡麟、温生才等人的暗杀，才使得“天下义民贞士，群焉兴起”，而后“卒乃收功于武昌革命，而清室以亡”。孙中山在论及革命党人的几次重要的政治暗杀活动时也说，无论是刘思复之击李准，吴樾之击五大臣，还是徐锡麟之击恩铭，熊成基之击载洵，抑或是汪精卫、黄复生等之击摄政王，温生才之击孚琦，陈敬岳、林冠慈之击李准，李沛基之击凤山。亦无论这些革命党人“其身或死或不死，其事或成或不成”，皆表现出革命党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无论是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活动，还是屡起屡败的历次武装起义，皆是革命党人“一往无前”、“忘身殉国”的精神表现，皆为日后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奠定了基础，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辛亥革命的最后成功，“非偶然也，”实是众多革命党人“厉奋发，各尽所能”的综合结果。
影视剧中的杀手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无论是对反清革命大业，还是对晚清政局，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承认和尊重他们的历史贡献与作用，这才是客观唯物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