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通由来已久，以考古学为据，原始时代就存在。至有文字记载以来，更留下诸多域外探索之迹。从各史书地理志、域外志，地理书、游记、小说、传奇等，都可见它们的踪影，并且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共存，神异虚幻与百科知识具现。

光怪陆离如《山海经》者，虽然本身颇费解，以至千年来未有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中国先人对所处世界的不解，对未来的渴求，以及对域外世界的探寻，加之时代启发作者的想象力，所有这些因素给予作者自由驰骋空间，而成就了这部奇书。

《山海经》中的奇景异物

寻踪《山海经》，人神一起登台，现实与浪漫同生，勇于探索与追求物欲，执于今夕与感念往昔，觅求来世与冀望永恒，比映相辉，成就了《山海经》千古奇书的美名。于是这部奇书，就既成为我们当时辉煌的大陆文明的载体，又传承了时人对海洋的渴念，对未来的当下解读。大山的宽广厚重、大海的博大神秘，种种神奇与浪漫的传说，引领着我们穿梭时空，“透过关于天地、日月、山川”的记载，与其中蕴涵的精神“遥相往来，心领神会”。

这里的山，自然所钟，物华天宝。如靠近西海之上鹊山之首的招摇山，多桂，多金玉。鹊山的支脉箕尾山多产白玉。从招摇山到箕尾山，共计90座山，里。招摇山山上有状如韭而青华，食之永远不知饥饿的名“祝余”的草；有状如谷而黑理，光华四照，佩戴它可以不迷路的名“迷谷”的木；有状如禺而白耳，伏着行走像人一样奔跑的叫“狌狌”的兽，吃了它可擅长奔跑。这里的海外，则有神奇的国度、奇异的人民与富饶的物产，也有信仰与崇拜。像无肠国、奢比国、大人国、君子国等都寄予了《山海经》对人性善恶的理解与认知，启示了日后的《镜花缘》在此基础上妙笔生花，批判人性，感慨人生。

《山海经》中人们信仰与崇拜有神奇力量的蛇、鸟等，如巫咸国的人们就右手操着青蛇，左手操着赤蛇。同时，身长而有羽毛的羽民的国度，以及可永生的长生国的记载，则寄托了《山海经》时代的人们对飞翔天空的渴望，对长生不老的向往。诸如此类的幻想与追求，还蕴涵在诸如刑天舞干戚、精卫衔木填海、夸父逐日等神奇传说中。（《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而这些传说则激发了屈原、陶渊明等人的热情。生于战国的屈原，其《楚辞》多有与《山海经》同一者。像玉山、西极等，二书都谈及。而陶渊明则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志。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的歌咏中，尽现了《山海经》所蕴藏的中华民族的意志与毅力，顽强与勇气。

先民对天文地理的探测

这里还记载有帝王世系，各种发明。诸如黄帝的谱系，以及发明琴瑟的晏龙、始播百谷的后稷、始作牛耕为“田祖”的叔均，始为巧倕号“百巧”的义均，都详列其中。此外，如阴晴寒暑、日月时令，既是神话，也是一定的科学记实。“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确定了日月星辰的位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则对昼夜、冬夏、风的成因进行了思考。“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有研究认为记载了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则被认为是记载了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而对地理的探测，也以神话的形式反映了出来。《海外西经》，“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带有神话性的记载，足可反映中国先人曾对全球做过自己的测量，计算过经度纬度。《山海经》以《中山经》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心，《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之外为四海。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再远则是荒远之地。这就是中国先民的世界。不过，这也基本符合中国在世界地理中所处方位的实情。

华夏民族对神秘异域的探索

这个时期，也是华夏文明与中华各少数民族先民所创造的文明，以及外来文明交融，中华各民族融合的时期。比如满族就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祖先的踪迹。他们先人建立的肃慎国，《山海经》中赫然有著录。其余民族，如不死民、反舌国、三首国、长臂国、丈夫国、女子国、轩辕国、大人国、君子国、夸父国等的记载，虽然并非完全真实，但无疑是《山海经》对少数民族，或者海外民族的探寻与认识，足以代表民族的不断融合，以及民族融合过程中，积极开拓与进取精神。是我们先人在创造了辉煌大陆文明的同时，对海洋文明追寻的有力印证。同时，也是他们对世界与宇宙的解读，对人生及人性的认知。

正因为神秘，司马迁在论及《山海经》时硬是不表态。他在《史记·大宛列传》中道：“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言不敢之也。”过于神异的《山海经》，不符“疑以阙疑”的慎求信史的史观，司马迁自然不会言。但《山海经》生存在中国正统史观形成之前的土壤中，它的存在反映了先民对世界的探索。

所有这一切，正如西汉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所论：“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举凡天文地理、历史发展、物产风俗、科学技术、医学等，无不涉及。既真实记述，又寄予于神话中；既荒诞，又暗示着某种历史的真实。

那么，它究竟成于何时，《四库全书总目》称：“观书中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曁、下隽宿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四库全书总目》所论的确合于情理。周秦这个时期，无疑是诞生《山海经》的温床。这个时期从拥有孔子所推崇的周礼的泱泱周王朝，到周礼崩周乐坏，周王朝名存实亡，以致学术下移，学派纷呈，有九流十家之多。而各学派为了探索自然与社会的奥妙，自由论战，相互竞争。这个时期，是新与旧交替之时，变革与传统交鸣之际，退隐与事功、性命与经济、无为与有为、谄谀与遗世，同时登台。《山海经》复杂的海内海外见闻，其间的山川道里、动植方物、风土人情、人神世系，求仙求道等，都表现出当时的世间百象。这就是《山海经》，启迪了屈原、陶渊明等的想象力，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丰富源泉，为史学、地理学、医学、天文方技等皆贡献不菲的一部奇书。（陈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