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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是构成电影叙事的一部分，而电影中的人物特性还在电影之外一直延续。
如电影里的事件与人物特性之间的区别在于事件在电影叙事里有严格确定的位置，而人物特性则不受这些限制的影响，它们可能流溢于整部作品甚至超出于作品。
当观众作为审美主体，全神贯注地调动视听感官去欣赏灾难电影时，在心理上也会预设对人物审美的追求和渴望。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受欢迎的程度与中国的文化有紧密联系，文化也从抽象的精神领域走向了可见的人体上，影片中不同人物群像表现的集体精神与观众的心理预设达成一致，传达了主流意识形态。
从援助他人的救助群像来看，影片对个体英雄和救助集体的交错表现都是对中国式集体主义精神的阐释；从自救受难群像来看，影片对中国神话的挪用也使受难群像重构了中国神话，展现了在灾难发生时形成的具有集体精神的当代神话。
个体英雄与救助集体的交融西方电影中的英雄通常是那些身不披霜的英雄，是个人主义下的超级英雄，是神与人的结合，是美好的幻想存在。
灾难对普通人形成的伤害不是他们需要考虑的事情，有的只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英雄观。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与这种不明人间疾苦的英雄叙事不同，我们追求的是与公共秩序和社会常理相适应的集体主义，对个体英雄的突出呈现也是对救助集体的一种引入和融合，契合了时代的某种情绪，成为灾难频发下中国人的心理映照。
在国家层面的领导下，中国人始终采取“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态度，这就是集体救助的力量。
同时救助者本人又都是鲜活的个体，不是西方的超级英雄，只是挺身而出的凡人，怀着中国式集体主义的信条，完成着个体的使命和责任。
因此，影片中个体英雄与救助集体的交融最终表现的还是集体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时代感染力。
电影《烈火英雄》中的消防员有着奉献精神，消防员们把江立伟当兄弟，作为一个救援集体，一直为江立伟提供重新面对火灾的勇气，最终使他在集体的帮助下重新回到“最美逆行者”的队伍。
在呈现江立伟个人性格特点的同时，更强调的是集体的力量，集体合作对抗灾难的勇气，从而突出集体救助。
电影和现实生活中的消防员都不是能控制灾难的“神”，在灭火时也可能会牺牲，会受到创伤影响，但在面临前进还是退缩的选择时，影片中的消防员都勇敢选择了给家人录完“遗言视频”后奔赴火场。
将自己视为集体中的一份力量，将自己的生死置之身外，团结一致共唱英勇灭火的赞歌。
《中国机长》里的集体主义是以各种行业群像呈现出来的，不仅大量表现以刘长健为代表的机组人员处理紧急特情的行为，还以更大范围的民航行业入手，表现了民航客运背后的庞大指挥系统。
着重笔墨描写了空管、航空爱好者甚至是军方在应对灾难中的方方面面。
影片交错表现着个体英雄机长和救助集体的光辉，在飞机短暂失联期间，大家都在呼叫“四川”，军方训练机也时刻注意它的动态，在确定返航降落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后，机场塔台、空管及时输送正确信息确保飞机能安全降落，每个岗位都为这次救助输送着力量。
个体英雄与救助集体之间的缝隙通过“灾难-救助”这一功能行为完成了融合。
《峰爆》里洪氏父子作为个体英雄，洪翼舟代表着新一代铁路人，洪赟兵代表着老一代的铁道兵。
具体的项目经理丁雅珺、建设工人们、设计师，及飞行员、爆破组和基层领导等群体与洪氏父子一起成为一个集体。
影片对集体做出的决策和行为进行展现，表现努力施救的人们。
如影片中项目经理丁雅珺所说，在灾难面前，西方讲的是诺亚方舟，我们中国讲的是愚公移山。
影片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老一代铁道兵的牺牲是真的，庞大强悍的铁路人能在最艰险的环境下凿出交通线是真的，奉献也是真的，它向观众传达了团结和众志成城的精神。
无论是突出呈现的洪氏父子还是整个救助集体，他们都具有令人钦佩的精神，是对现实中中国人集体精神的赞美。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一直表达的主题就是“救助”。
这个“救助”不只代表着个体英雄对受难者的救助，也代表着救助集体对受难者的救助，还代表着中国坚持对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进行救助的精神，中国的救援是汇聚了集体力量的，是集体的合力形成的。
中国电影作为中国百余年奋斗史和追梦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从体现民族精神到开始体现民族文化自信心，产生了文化自觉，也开始尝试用国际化的表达来实现集体精神文化的国际传播。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里的救助群像呈现的勇敢坚强的精神、万众一心的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这些精神所形成的凝聚力。
正日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了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命至上的人道主义理念和互相关爱、振奋激昂的集体精神，形成了对人类共同的集体意志的礼赞。
自救受难群像重构中国神话神话以集体意象为基础，成为集体创作的产物，反映了一定群体的集体意识，“它是这一群体人们的共同的希望、畏惧、宇宙观、价值观等文化的象征”。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在受难者的人物群像叙事中体现了对神话母题的挪用，中国神话中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都体现出一代一代人团结奋斗的精神，都蕴含着中国人认同的集体主义精神。
如记载于《山海经·海内经》的大禹治水的故事：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可见中国的治水神话并非禹一人完成，禹的出生实际是接力鲧的治水事业，是下一代治水之路的开始。
如今面对灾难的我们，靠的也是万众一心、互相扶持，是整个祖国的坚实后盾和一个个逆行身影用血肉铸成城墙在抵御灾难，中国既能遇水架桥，也能逢山开路。
随着对中国神话的发掘与探索，其中的叙事母题与精神内涵也不断被显现，包含的精神传统也在众多的作品中得到了继承。
中国神话又总是与灾难的发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灾难结合在一起创造出灾难电影这种现代神话，显示出人类对灾难的恐惧本能，也承担了减弱人类负面情感和想象性地为人类提供面对灾难的解决方案的社会弥合功能。
影片把历史上包含着集体意识、共同体意识和奋斗精神的中国神话进行现代重构，从而使影片变成了当代神话。
如从神话学的领域来看《流浪地球》，它展现出来的无论是面对灾难的团结自救和英雄的创世之旅，还是叙事背后对社会隐喻和集体精神的传达，都是对中国神话的重构。
影片表现的人类奋斗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也就等同于精卫填海般或愚公移山式的百折不挠的信仰和理念。
《流浪地球》与好莱坞灾难电影对人类文明的终结式灾难叙述不同，它在世界末日之际也建立起一种蕴含希望的“创世神话”。
不仅表达人物对组织忠诚负责的态度，还表现了人物对全人类共同责任的担当。
影片中那涉及全人类命运的宏大计划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下，主张集体主义精神，认为各国必须联手，不然在人类都没有未来可言的情况下，单个国家、单个人类也就没有必要成为谈论的对象。
陈建宪将神话母题分为形象母题、情景母题和情节母题，认为母题“表现了人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并常常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的文化标识”。
《流浪地球》讲述了人类决定将地球带离即将要毁灭的太阳系，并寻找新的家园的故事。
这是一个跨越一百代人的计划，会经过准备、停转、加速、滑行、减速五个阶段，从神话母题角度看，受难的人类中势必有人成为形象母题，踏出“阈限”带着地球流浪，带着人类群体历经考验、战胜重重困难。
而在整个人类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之下，全球不同国家的救援队成仁取义、齐聚一心，为拯救地球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太阳系的毁灭与寻找新家园的设定也成为促使人类群体团结自救的灾难性情景母题和创世性情节母题。
《中国医生》中，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随即打响武汉保卫战与湖北保卫战等，都体现了不同于全世界的中国式救援，全国的医护人员集结起来，全国人民也集结了起来，表现了具有集体意识的中国抗疫群像对疫区形成的“饱和式”救援行动。
现实中超级快速医院、医院也与中国神话《山海经》有关。
因新冠病毒惧怕高温，中国神话中“火神”和“雷神”可以消灭瘟疫，医院取名为“医院”和“医院”，象征着受难者不惧危难，敢于直面病毒，有信心与病毒作斗争，消灭病毒。
虽众人都是新冠疫情的受难者，但中国传统的集体意识使众人不是孤胆英雄，而是甘愿无私奉献，注重团队意识和服务精神的中国人民。
他们具有团结一致、无所畏惧、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中国式集体观念使他们能够有纪律有组织地开展抗击疫情的斗争，彰显了集体主义精神。
中国内地灾难电影无论呈现新冠疫情、洪水、山体塌方还是太阳系毁灭，中国人在它们面前都不是只等待着上帝来救援，而是表现受难人物群像的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和凝聚力，表现集体的才智与勤劳，和敢于付出千万倍努力主动与自然斗争的勇气。
“一百年来，中国的核心任务是国家救亡、民族图存和现代发展。对于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中国来说，能够在列强环伺、殖民掠夺的历史中完成国家独立和人民富强是非常不容易的任务。”
灾难的到来与国家面临的各种危机改变了以及将改变中国内地的灾难电影，而后，中国内地的灾难电影也反过来在影响着可能面临着危机的中国人。
能回到浩瀚如星辰般的中国神话中去寻找母题，并以灾难电影的方式重构神话，这也是对主流叙事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在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