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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人邀约去看山，连云港的海上云台山。 　　从山脚观其全貌，并无特别之处，与名山大川比，只能算丘陵地带的一座小山包。等到步入法起寺，再登观海台，又入陶渊明文化园，精神倏然为之一振，对海上云台山不得不刮目相看。常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有陶公遗迹在，有陶公千古诗文在，云台山自是非同寻常了。 　　陶渊明与云台山的关联，是有诗文可以佐证的。陶公著名的《饮酒》诗之十写道：“往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诗中第一句写到的“东海隅”，宋代称“东海郡”，正是指云台山这一带。彼时，陶渊明随同刘牢之率领的晋朝廷军队，讨伐叛军孙恩到此，住过一段时间。在南唐诗人李中和苏东坡的诗中，也能寻找到陶渊明曾到“东海隅”即今海上云台山的线索。到了清道光年间，一位陶家族系后人名陶澍者，先后任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他先后两次来海上云台山一带，并向道光皇帝面报在“东海郡”考察的情形，皇帝听后大悦，谓：“此境与桃花源何异？”因为道光的这句话，陶澍通过各种方式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与云台山联系到一起了。当然有牵强的地方，但是连云港的前身确实是一个小渔村，这里的人靠海吃海，捕鱼原本就是他们的主业。《桃花源记》中所写的山口、良田、美池、桑竹，也与这里的某处地貌酷似。陶澍为纪念这位陶家的先贤，在云台山法起寺东侧修建了陶公祠，并仿照陶渊明诗文中的描述，营造陶公祠的环境——门前植五棵柳树，于大殿周边遍植桃树。每逢春天，桃红柳绿，如一团团绯红的云缭绕，微风拂过，落英缤纷，让人恍若进入桃花源了。遗憾的是，陶公祠因日军侵华的炮火以及后来历史的动乱，被彻底毁坏，其遗迹已不可寻。 　　登上观海台后，我对陶渊明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恢宏气度和豪放，有了新的认知。那日，金秋温暖的阳光洒在脸上，如美人纤指轻轻地抚摸，天空纤尘不染，没有一丝云彩，只见深邃无垠的蓝与碧波浩渺的海相连而浑然一体，让人分不清哪儿是天空哪儿是海，让人感觉置身在茫茫的宇宙之中，自己不过是一粒微尘，在海天间飘浮。此刻，顿有心胸开阔之感，宠辱烦恼也瞬间消失。我想，陶公来云台山，见到的不仅有溪水、山石、花树，也一定曾面对大海，是大海给了陶公海一样的情怀，忧戚苍生、心怀天下的胸襟。 　　龚自珍的《己亥杂诗》中有三首诗写到了陶渊明。其一：“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其二：“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其三：“陶潜磊落性情温，冥报因他一饭恩。颇觉少陵诗吻薄，但言朝叩富儿门。”在人们心目中，陶公是一位与世无争、超然物外、寄情山水的隐逸之士，而在龚自珍的笔下，陶公却是一位如同荆轲、屈原、诸葛亮般充满家国情怀、心系苍生的豪侠之士，隐逸只是不得已而作出的人生选择。他所处的时代，无法让他的抱负得到施展。鲁迅对陶渊明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题未定草·六》中说：“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在另一文中，鲁迅又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他的追求个性自由的隐逸之态与心系天下的豪情壮志，是筋骨相连的。 　　从海上云台山归来后，忍不住打开李长之撰写的《陶渊明传》，又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陶渊明全集》从书柜里取出，反复品读，时有所感，时有所悟。那些隽永的诗句，如闪电般超越历史时空，滋润着现代人枯寂的心灵。虽然历史没有给予陶公立功立业的机遇，但他的诗文烛照千古，冲出“樊笼”，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座高峰。 　　海上云台山，不仅有山，更有海，山海相连，就有了排山倒海的磅礴；海上云台山，因有陶公遗迹在，诗文在，就有了非同寻常的人文高度。不妨到海上云台山走走，登上观海台，通向未来的人生路径或许会变得更为宽阔和高远。 　　（作者：陈歆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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