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两位先生与世长辞。

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在武汉去世，享年95岁。

历史学家、翻译家何兆武在北京去世，享年岁。

为我们照亮过前路的群星，又寥落两颗。

可是对于普通大众，先生们的学术思想，他们的等身著作，或许还是有点遥远和陌生。

就像有部电影，正在几乎没有宣传地悄然上映。

上映5天，排片仅剩0.2%

△截自猫眼电影专业版

那一群人。

那一段历史。

那一个我们土地真实抵达过的海拔。

请慢一点远去——

九零后

别误会。

“九零后”不是你想的那样，而是指人生跨过了90岁的门槛。

他们全都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被称为历史上中国的“最高学府”——

培育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8位“两弹一星”元勋、位两院院士。

这，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01

今天我们看西南联大，难免带着朝圣的心情。

但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中记录下的那段时光，反而格外亲切，一下拉近了我们和大师的距离。

原来当年的学生，私底下也会吐槽老师：

姚从吾先生那时候是北大历史系主任，可是我们当年都觉得姚先生口才不好，讲得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不想上他的课。

为了防挂科、凑学分，大家交口相传最容易过的课：

因为郑先生的课最容易pass，凡是选了课的，考试至少七八十分，所以什么物理系的、化学系的都来选，叫作‘凑学分’，这在当时也是一种风气。

哈哈哈，怎么样？

人性都是相通的吧。

但是人性中的某一部分，只有经过特殊的磨练，在时代的风云际会下，才会显示出最夺目的光彩。

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蔓延北平、天津。

清华、北大陆续被日军占领。

南开大学遭到轰炸，变成一片废墟。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当时，许多北大学生投笔从戎，组织军训，准备以年轻的血肉之躯拯救民族于水火。

最后，一千多名爱国学生战死沙场。

这时，另一个声音发出。

“读书救国”。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

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为根基。

国家需要武人，也需要文人。

文化不亡，日寇“灭族”就只能是空谈。

于是教育部宣布，迁校长沙。

由三校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然而随着南京失陷，武汉告急。

开课仅一个月的临时学校，不得不分三路向昆明迁移。

第一条路线：沿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乘船至越南，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

第二条路线：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到越南河内，再由滇越铁路到昆明；

第三条路线看似最短。

从长沙出发，横跨湘黔进入云南，抵达昆明，但这其实是最艰苦的。

全程徒步，相当于一场“文化长征”。

那时的路可不比现在。

贵州云南两省皆是崇山峻岭，加上土匪横行，步行团又都是文弱学生，可想而知这一路的艰险和辛苦。

由于经费紧张，他们每天吃的都是难以下咽的干粮。

住宿条件更恶劣，每晚身上都爬满了虱子和跳蚤。

临大中文系向长清提起这次徒步远征时，曾回忆道：

三千多里的行程中，我们的宿营地只是学校、客栈，以及破旧的古庙。

有时候你的床位边也许会陈列一只褐色的棺材；有时候也许是猪陪着你睡，发出一阵阵难闻的腥臭气。无论白天怎样感觉到那地方的肮脏，一到晚上稻草铺平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就是天堂，放倒头去做你那甜蜜的梦。

68天后，三百余名师生成功抵达昆明。

六天后，学校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到这，该歇口气了吧？

还不行。

因为，真正的难关才刚刚开始。

02

难在哪？

第一，苦。

这里有个插曲。

由于没有校舍，校长梅贻琦请来了建筑学家梁思成。

梁思成很快就给了一个现代化大学的方案，但学校看完随即否决。

没创意？

不，是没钱。

拮据的预算下，梁思成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

校舍也从高楼，到矮楼再到平层，越改越简陋。

最后学校索性告诉梁思成：图书馆屋顶可用青瓦，教室、实验室用铁皮屋顶，其他一律茅草屋。

梁思成气得冲进梅贻琦办公室，“茅草屋每个中国农民都会建，要我梁思成干什么？”

梅贻琦无奈恳求：

“大家共赴国难，思成，以你的大度，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行吗？”

梁思成听完后，哽咽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

最后，校舍当然还是盖成了。

但脏、小、乱、差，也是西南联大给学生们的第一印象。

墙是土夯起来的，木格的方窗子上没有玻璃，只糊着一层竹纸。

一个茅草房，一共得挤40个学生。

过道狭窄，屋里没有灯，睡上铺的就跑到下铺，一起借着窗户外的光读书。

而这其中，最折磨人的，当属臭虫。

开始的日子里，学生们都被臭虫咬得睡不着觉，一到晚上浑身都痒。

挂上蚊帐也无济于事，因为它会往蚊帐缝里钻。

臭虫在这里，可以说是远超过物理、化学、外文的一大难题。

汇集了当时全中国最聪明的头脑，也解决不了这小小的臭虫。

只能是等适应了后，“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大家处于和平共处的状态”。

吃饭也是问题。

学生每天吃的“八宝饭”里面只有红米、稗子、谷子、石头子，甚至还有耗子屎。

但哪怕是这样的饭，还得用抢的才吃得饱。

学生过得苦，老师呢？

一个字：穷。

当时昆明流行一句话——

如今只剩下3样便宜货：邮票、电影和助教。

怎么个穷法？

连要饭的都看不上你。

要饭的跑来说

先生给点吃的，给点钱吧

那个教授回答说，我是联大教授

那个要饭的就走了，不要了

△纪录片《西南联大启示录》

梅贻琦在清华时，住洋房、有司机，到了联大为了给老师学生发补贴，把家当变卖，就连夫人韩咏华都要到街上去卖米糕。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为给妻子治病，每天化装成乞丐，到菜市场捡剩骨头为妻子熬汤。

华罗庚一家住在牛棚里，棚里蚊虱成群，每晚被咬得无法入睡。

为了赚钱养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使出了各种绝活。

理工科的教授们造肥皂、墨水拿到街上卖；文科的，刻图章卖文章；教生物的，去种菜......

最后没办法，只能各种卖书卖家具卖嫁妆。

读书人啊，得是多么走投无路才会选择卖书！

△正在刻印赚钱的闻一多

还有每日提心吊胆的：险。

把西南联大比作一部电影的话，这部电影的配乐就是空袭警报。

跑警报是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之一。

昆明由于地下水位过高，无法修筑防空掩体，每当警报响起，学生就往山坡上跑。

常常是几个钟头前还完整的家，一轮空袭后就被炸成废墟破庙。

教授吴宓的日记，就记载了当时的惨况：“投弹百余枚。烟雾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

但也正如穆旦诗里写到的：

“在轰炸的时候，整个城市投入毁灭，卷进了海涛里，海涛里有血的浪花，浪花上有光。”

这道微弱却有力的光就是，知识的信仰。

学校根据日军轰炸时间点，调整每日上课时间；

遭遇轰炸的第二天，露宿一夜的教授们仍坚持授课，未曾停止过一天。

电影《无问西东》就有这样一幕：

上空是震鸣的日军飞机轰鸣声。

而山坡山洞里，师生们照样交谈学问。

逻辑学教授金岳霖边跑警报，边在昆明的山坡间写下《知识论》和《论道》两本著作。

教授吴宓在跑警报的过程中，居然读完了《涅槃经》《佛教史》等佛教书籍。

一次，邓稼先和杨振宁躲进了山洞里。

听见敌机俯冲扫射的尖啸声，炸弹在山头爆炸，他们坦然地背起了诗。

杨振宁的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而邓稼先背的诗出自王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别看那个时候，有一百件事情同时侵扰着读书人。

但读书，恰恰在炮火纷飞中，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纯粹。

像精卫填海，或飞蛾投灯。

为了一个问题的解惑，可以开心一整天。

这种简单的幸福，是今天的人难以理解的。

03

清华、北大、南开一合并，办得厉害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不然。

另一边的西北联大，也是联合办学，但由于内斗，学没办好，学生互相打得头破血流。

同样是联合，西南联大成于这群知识人深信不疑的命运共同体。

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把重庆选为了自己的新战场，他们要去和国民政府斡旋，为联大的师生争多一份经费、多一间教室、宿舍……

谁来主事？

两位校长的目光，集中到了一人身上，清华校长梅贻琦。

△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

“我的表，你来戴。”

张伯苓一句天津俗话，暗指接班人。

梅贻琦，在蒋梦麟眼里更是匹“骆驼”。

说他像骆驼，不是没有道理的，梅贻琦浑身都透着一个稳字。

曾有国军士兵全副武装，上门索要与军队斗殴的学生。

梅贻琦按照要求，交给了他们学生名单，但抖了个机灵：我交给他们的名单是去年的，名字和住址可能没那么准确了。

日军轰炸之下，60岁的梅贻琦拄着弯把雨伞，毫不慌乱，还在指挥学生避难。

但凡在世一天，梅贻琦就永远会挡在勃发的树苗之前。

他给教授、学生们最珍贵的礼物，自由。

三所学校自行招生、自由讨论，自由上课，教学管理全由教授们做主……

联大的学生，成就他们的，不是天赋，是自由。

在联大，课堂之间没有门槛，想转系也是学生自愿。

图书馆随时开放，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待一整天也没人管。

文理科各有一门必选，其余任选，对个别教授情有独钟的，就趴在窗边听。

讲师都是足以在语文课本上流传几十年的人物。

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沈从文……

翻译家许渊冲回忆，那是最好的国文课。

在联大，老师和学生同甘共苦，互相来往，谈天，这是交流最基本的方式。

不想在教室上课，就到茶馆去，泡上一整天。

学生质疑教授，教授还给你一个肯定、欣赏的眼神，然后抓着你一起研究。

有时候日军飞机从头顶轰隆隆飞过去，全部人挨个下蹲，抬头一看，原来是某某老师、某某学生，彼此相视一笑。

战火酿造了师生间特殊的情谊。

你一定还记得《无问西东》里课堂听雨的这一幕。

下雨天，雨水打得铁皮屋咚咚作响，盖过了教授讲课的声音。

于是，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

在暴雨陋室中坚持讲课，是专注。

师生不言之间，已见默契。

教师讲课，风格各异。

闻一多的课，满堂古典浪漫。

点一口烟，念着几句《楚辞》，烟雾缭绕之下，一场戏剧般的课要开始了。

讲女娲和伏羲的神话，仿佛浑身戏瘾。

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钉在黑板上。讲义当做台词来念，手脚像演员般比划，台下挤满了围观的学生。

汪曾祺说，这样的课，穿一座城来，也值得。

罗庸课上的家国情怀。

上课一片纸都不带，杜甫诗句张口就来，这还不过瘾，还得把注解都一一背出来。

念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时，他慢慢走向窗台，对着远方念叨起了沦陷的故乡，和故乡的山。

比起他们的热情，陈寅恪低调得多，也严谨得多。

上课总带着黑布包着的一摞书，那都是要引证的史料。

他将史料用工整的粉笔字一条条写在黑板上逐条逐条地讲解，虽然他本身就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说到什么都能从渊源根底给你刨起。

陈寅恪为了来西南联大，放弃了治眼睛的机会，右眼已经看不清。

同僚傅斯年记着这一点，哪怕是日军狂轰滥炸时，哪怕自己高血压和心脏病，也要上楼叫醒陈寅恪。

两个身体都不好的教授，就这么搀扶着，在炮火和倒塌的房屋中往前走着。

国文教授刘文典看到这一幕，急得对学生大喊：别跑了，快救国粹去。

“大师”在乱世中，不过一抹浮萍，因在小小的净土里坚守着自己的骄傲，有了光华。

他们凭借着这份骄傲，浇灌出未来的新星。

然而，对于下一代的成长，他们却没有多余的干预。

顽皮的，就随他去浪。

如汪曾祺，逃课挂科留级，那就让他泡茶馆泡个过瘾。

放荡的汪曾祺，会有同样不羁的老师沈从文来包容他。

一餐只有米线的沈从文，在和汪曾祺吃饭时，会多叫一份凉鸡，一碗酒，自己用盖子喝一点，剩下全给汪曾祺。

他给汪曾祺分，帮他找发文章的期刊。

“坏学生”汪曾祺，被沈从文惯得满纸皆是茶馆、饮食的烟火气。

浪漫的，就给他足够的文艺想象。

外文系，向来是最不缺想象力与浪漫的。

翻译大师许渊冲回忆西南联大的岁月，总会记得哲学教授冯友兰告诉他，诗的内涵越多越好，满纸都要美。

从闻一多那里，他又学到“任何诗都要传情，在情真意切里打动人心”。

无形中，这些刻到了许渊冲的骨子里。

年近百岁，他还是会打开电脑，把头贴到显示器边上，手指慢慢敲下一行行翻译。

觉得不好，改了又敲，敲到“美”出来的那刻为止。

他会笑着说，这是闻一多留下的传统。

有天赋的学子眼里没有权威，只有学问。

杨振宁、李政道是西南联大走出来的两位“物理学巨星”。

杨振宁爱“较真”，一个量子力学的问题，会在半夜三点起身，拿出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原本，一个个找着参照，发表言论。

有时候，还吐槽一下爱因斯坦，一点创新都没有。

李政道有按捺不住的好奇心，经常偷摸着找老师索要习题做。

做完了还不够，在帮老师捶背的时候，还见缝插针地问几个问题。

走向世界，走向诺贝尔奖的两人，不忘致信给吴大猷。

今日的成就，都离不开恩师当年的教导。

西南联大的魂，是师长与学生共同铸就的。

在治学这点上，没有论资排辈，只有寻找答案。

他们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建设科学理性当作自己的目标。

你们问他们这份治学的精神从哪来。

西南联大的校训有四个铿锵有力的大字——

刚毅坚卓。

这句话，贯穿了每个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学子的一生。

《呼啸山庄》译者杨苡已经岁，日常还有大量书籍作伴，聊起翻译的原则：

别求快，要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自己的想法。

依然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青年”，有些奋战在第一线。

90岁的焊接工程专家潘际銮，每天都准点上班，带团队干活。

越难越想做，是他的追求。

99岁的许渊冲，大半生献给了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去年心血来潮，开始翻译亨利·詹姆士。

谈到字句的斟酌，他一口蹦出一个句子，热情得像个孩子。

他翻译，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美。

岁的马识途（《让子弹飞》原著小说作者），虽然眼神已经不太利索。

写起东西来，脑子还是能涌现出很多东西。

还有更多的群星，依然在燃烧自己。

因为曾经生活在那个精神的理想国。

就一辈子也不愿意走出来。

我们无缘亲历那条高过头顶的地平线，但它一旦从历史的夜空划过，便永远照亮中国。

让我们再看多一眼。

为了在今天的喧嚣中仍在寻找回音的《九零后》。

也为一群永远年轻闪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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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阿童木木酱、天水围的罐头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