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陶渊明，素以好酒与爱菊著称。

史料上相关的记载很多。比如，陶渊明刚就任彭泽令，就下令将公田都种秫（高粱），为的是收成后可以酿酒。还有，颜延之曾送过二万钱给陶渊明，他为了喝酒方便，竟全部送到酒家。

至于爱菊，但凡隐逸之人都好这口，北宋的周敦颐干脆直截了当地说：“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而陶渊明本人则认为“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

翻开《陶渊明集》，写喝酒的诗句比比皆是。

撇开20首《饮酒》诗不说，还有许多，比如“有酒有酒，闲饮东窗”、“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日入相与归，壶浆劳新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等等，就连晚年因生活困难向人借贷时，也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举不胜举。

跟菊花有关的，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外，还有“今生几丛菊，花色又新变”、“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等。只要提及陶渊明，好酒与爱菊总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

这只是陶渊明的一面，他的诗，在潇洒闲适之外，还潜藏着一股刚猛之气。

最先发现这点的是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他说：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萧统生活的年代去陶渊明不到百年，他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实，只要细细品读陶渊明的诗，也能发现许多蛛丝马迹。

在《读山海经》第十首中，陶渊明写出了这样的诗句：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徙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对于一个以隐逸著称的田园诗人而言，这是很不寻常的。

这得从陶渊明的出身谈起。他的曾祖父陶侃，外祖父孟嘉，都相当不得了。

其中陶侃曾平定“苏峻之乱”，于东晋有再造之功，官至大司马，爵封长沙郡公。孟嘉则是东晋名士，以气度恢弘，风雅洒脱著称，曾留有“孟嘉落帽”的典故。

陶渊明出自这两个家族，志趣当然不同于一般人。史载他“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可见，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仅爱丘山，也是个抱孤念，有猛志之人。

既然出身名门，又有才华，按理说陶渊明应该前程似锦，出将入相才对，为什么生活上却“幼稚盈室，缾无储粟”呢？这就跟当时盛行门阀制度有关了。

东汉后期，豪强地主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号称士族。

为了牢牢把握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些世家大族按照门第高下选拔和任用官吏，相互通婚，鼓吹“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门阀制度于东晋犹甚，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西晋的左思，他的《三都赋》曾令“洛阳纸贵”，但由于出身庶族，也一直得不到重用，只能发出“世胄摄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慨叹。陶侃是寒门出身，即便是立下不世之功，官做得再大，也无法加入士族俱乐部。作为陶侃的非嫡支脉，陶渊明的官路自然只能在下品中徘徊。

他不是没有奋斗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一路走来，最后到了彭泽令这个节点上，他终于彻底醒悔了，在那种腐朽昏暗的政治环境下，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还不如“复得返自然。”这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对现实有着极为清醒认识，具有批判性的抗争。

回归田园后的陶渊明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耕生活，人生也进入了勃发的旺盛期，他的诗歌几乎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但对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和信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陶渊明而言，在喝酒赏菊，俯仰自得的同时，不可能不

转载请注明:http://www.aideyishus.com/lkjg/4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