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安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如此接近祖国。

那是年10月18日，十九大开幕，她走进人民大会堂。两千多名来自不同省份、不同领域的党代表聚在一起，大家口音各异，却又彼此友善，好像一个大家庭。

但她又感到些许焦灼。会场内部，有两块巨大的屏幕，里面播放着祖国大好河山的航拍画面，每一帧都很美。卢丽安盯着看了好久，希望看到台湾的风光。

台湾，也是卢丽安和丈夫的家乡。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远渡重洋留学，之后又回到祖国大陆。

在大陆定居的20年，卢丽安从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成长为一名十九大代表。

她像爱爸爸妈妈一样，深爱着台湾和大陆。她也在身体力行，希望有更多岛内乡亲放下成见，来认识大陆的制度与前景，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这样的卢丽安，算是爱国吗？

很多年前，她就思考过这一问题。她说“爱国”两个字，听起来有些抽象，有些冰清玉洁，又有些让人面红羞赧。

在卢丽安看来，自己和丈夫都是平凡幸运的大学老师，不同的是，他们选择回到祖国大陆，而非偏安东南岛屿。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传说，寓意鼓励人要有理想抱负，更要有一股不畏困难俗见的执著。

至于他们自己，充其量只是许许多多的愚公和精卫之一，要移的，是那沉重塞滞、不利社会发展的反智大山，要填的，是那一湾把亲情、乡情阻断的海。

童年时期的卢丽安。澎湃新闻记者张呈君翻拍

小镇姑娘

卢丽安和丈夫抵达上海是在年2月18日。

第二天晚上，邓小平去世，举国悲恸，也让隔天一早准备去复旦大学报到的夫妻俩多了份忐忑。

他们生怕时局有变，到学校一看，才发现担忧太过多余——办公教学井然有序，肃穆中人们继续忙碌。两人先去人事处填表、办工作证、再被带到各自所在的院系。主管教学的系领导把教科书和课程安排交给卢丽安，又特意领她认了一遍去教学楼的路。

同事们都很客气，点点头，“喔，你就是那个台湾人。”

没错，台湾，海峡对岸那座宝岛，那里也是卢丽安的家乡。

年，卢丽安出生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旗山地区。

她是在小镇长大的孩子，家乡处在一片山谷地带，种植有大量香蕉、椰子和槟榔。小镇隔壁，是以客家文化浓厚著称的美浓镇，再往南，是闽南人和客家人占多数的屏东县。

童年的卢丽安，喜欢玩远远胜过学习。天气好时，她就带着弟弟妹妹在外面“疯”，煨鸡蛋、烤地瓜、捉鱼虾，再沿着一望无际的长堤不停向前走。

一直向前会抵达哪里？小小的卢丽安从未想过。她只知道，自己野归野，但不能太“造次”。因为父亲是医生，母亲当过中学老师，周围的人几乎都认识卢家，这也是小镇生活的奇妙所在。

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开始重视卢丽安的教育。他们请来家教，为女儿补课，卢丽安也好像开窍一般，甚至在初中升高中时考上了大名鼎鼎的高雄女中。

“全家都为此跌破眼镜。”卢丽安说，高雄女中是整个高雄、甚至南台湾数一数二的女子学校。她报考那年，全镇只有3人考进。所谓人生四大喜事，金榜题名算其一，连镇长都带着人敲锣打鼓、登门道贺。

十几岁的卢丽安，对未来还没有太多规划。

父亲曾希望女儿继承父业、报考医学，可卢丽安觉得自己是文科生，数学不够好，不如学考古、戏剧表演，再或者珠宝设计。

等到高考报志愿，她又坚定地告诉自己，不学商科、不学法律。教英语的高中班主任极力建议，学英语好啊，学好了可以去外面看一看，什么都不用怕。

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镇姑娘卢丽安离开家乡高雄，考入位于台北的台湾政治大学西洋语文学系。

几年之后，她再度启程前往英国，先后进入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本省人，外省人

爱丁堡大学是一所享有盛誉的古老院校，建校历史超过年。

年，当卢丽安来到这里，学校的台湾留学生还不是很多，西方人对亚洲的了解也远不如现在。总有人分不清英语中的“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她也因此常被误解是泰国来的学生。

远在异国他乡，留学生们主要通过同乡联谊互通有无、彼此照顾。

这时卢丽安才发现，小小一个爱丁堡，中国留学生之间竟然“壁垒分明”，不仅大陆留学生和台湾留学生鲜有往来，连台湾留学生内部也要区分“本省人”和“外省人”。

这里的台湾“外省人”，主要是指年随当时的国民政府迁往台湾的大陆人。

廖信忠在《我们台湾这些年》一书中介绍，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有四个族群，即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少数民族。

年前后，大约有万人随国民党迁台，他们被安迁在台湾各地，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地点——也就是后来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

廖信忠还称，“本省人”和“外省人”也有各自有趣的昵称，比如“番薯”是说“本省人”，“芋仔”则是指“外省人”。

卢丽安坦言，针对“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区分，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她是闽南人，属于“大多数”那一类，很长时间都未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后来有所觉察，卢丽安也无法理解。

在她的成长经历中，接触过不少“外省人”或“外省第二代”，其中包括父辈的友人、自己的同学，还有小镇上时常碰到的“荣民伯伯”。

和本地人相比，“外省人”没有土地可依附，要在一个没有根基的地方安家落户，奋斗过程也更加艰辛不易。

“那时我还小，谈不上悲悯，就是觉得他们克服颠沛流离、重新开始，很勇敢。”卢丽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过去没当回事的问题，到了大洋彼岸反而“被放大”。

况且那一时期，她正在和一位同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学长谈恋爱，对方恰好就是一名台湾“外省第二代”。

当两人的恋情遭遇一些杂音，卢丽安的内心也更加坚定。

她自认无法接受狭隘的乡土地域主义，“大家都是中国人，到了英国，在别人的屋檐下，同胞之间还不团结，分这个那个。”

那位学长，后来成为卢丽安的丈夫。对方是台湾台中人，也是江苏海门人、上海人。

丈夫的父亲、也就是卢丽安的公公，出身江苏海门乡绅大家，曾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受时局影响，无奈只身东渡台湾，与远在大陆的亲人分隔长达半个世纪。

卢丽安大学毕业留影。澎湃新闻记者张呈君翻拍

转换跑道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卢丽安的丈夫在爱丁堡大学完成博士学业，进入台湾成功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当时的台湾，“绿化”迹象严重，岛内形势愈发复杂，反观大陆，改革开放初见成果，香港回归在即，整个社会呈现出蒸蒸日上的面貌。

既然对现状不是很满意，是不是可以考虑“转换跑道”？

卢丽安透露，去大陆发展的想法，最早是丈夫先提出的。他作为“外省第二代”，能够更为明确地感受到，台湾在走一条他不喜欢的道路。

再加上公公是上海人。老人亦有所鼓励，“你们在英国，不是也认识大陆的留学生，觉得他们怎么样？”

“好像也不是什么‘猛虎野兽’。”卢丽安想了想，决定迈出第一步。他们与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取得联系，毛遂自荐，表明希望回国服务、进入高校任教的意愿。

经过漫长的前期沟通，祖国大陆传来消息，卢丽安和丈夫可以选择在北京、上海或青岛的知名高校工作。

综合衡量之后，复旦大学成为首选。

年初，卢丽安夫妇来到大陆实地考察，第一次踏上这片曾在教科书中出现无数次的土地。

当飞机舱门打开，他们首先领教的，就是上海冬天的寒冷。这种冷，比接近北极圈的苏格兰还要厉害，也让两个在台湾长大的年轻人措手不及。

从虹桥机场到复旦大学，接机的车子开了将近3个小时，一路上坑坑洼洼，又把卢丽安晕得够呛。

学校环境也没好到哪里去，无论教学楼还是实验室，条件都比预期差一点。走在街上，人流熙熙攘攘，一些看似“协管”的人员，穿着军大衣、带着红袖标，让卢丽安心生紧张。

“其实是有一点被吓到。”卢丽安说，出发前，他们原本有心理准备，料到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转念一想，毕竟是去上海，就算不是来享福的，又能苦到哪里？

短短四天的考察，让卢丽安和丈夫对大陆有了更为直观的认知。直到飞机起飞离开，两人紧绷的心情才稍稍放松。他们同时也陷入思考，申请是否还要继续？

经过一番考虑，两人决定计划照常。

然而求职并非一帆风顺。

年，卢丽安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悼念陆谷孙先生的文章中，就曾描述过当年的情形。

文中提到，当年，丈夫已经学成并在台湾有教学与科研成绩，可以直接对接大陆的教育工作；她却还挣扎于博士学位论文，毕业之期尚不在谱，只能算是“买一送一”的附赠品。

直到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传来消息，说外文系（后改为外文学院）的新领导想和她电子邮件“访谈”。那个人，正是著名翻译家陆谷孙教授。

陆谷孙询问了卢丽安的背景、申请到大陆任教的原因、在台北读本科时修过哪些课程、爱丁堡大学硕士阶段又学了什么、现在做什么博士论文课题等。

两人笔谈不下六七个回合，往返长达两三周。终于，在年年尾，回国任教的申请程序基本完成。

卢丽安早年在威尼斯留影。澎湃新闻记者张呈君翻拍

白手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大陆的台湾人多以经商为主，像卢丽安和丈夫这样以“海外引进人才”身份进入高校任教的，少之又少。

初来乍到，一切都是白手起家。

学校分给夫妻俩一套公租房，纯毛坯的。靠一个借来的煤油炉，再加一口新买的锅，两人白天上课、晚上收拾屋子，撑了两个星期，生活才算步入正轨。

在复旦大学前几年，卢丽安对自己的定位是“救火队员”。除了英语精读课教学，其他课程，派不出人手的、开不出来的，都安排她去上。

收入也一度难以启齿。刚开始，卢丽安每月工资只有元，打个电话回台湾都要心疼钱，和同期在岛内高校任教的老师相比，收入更是相差十倍有余。

不过，卢丽安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

他们遇到的难题，是很多年轻人刚起步时都会遇到的。好在留学经历教会了她怎样吃苦、怎样勤俭持家，问题也在慢慢迎刃而解。

如果一定要说“困难”，卢丽安认为，应该是两岸政治形势不容乐见情况下，难免会有的孤独。

毕竟，她是从台湾跨海来到大陆的，家人虽然支持，还是有牵挂和担心，旁人也会不理解。因为不想承受太多社会压力，卢丽安没有把这个决定告诉太多人，和一些旧时朋友也渐渐少了联络。

在悼念陆谷孙那篇文章中，卢丽安回忆，1年，是她工作多年之后第一次申请回台探亲，有繁琐的表格需要单位签署。

回家看父母，还要单位批准？想到两岸分隔的压力，她有些莫名的担心。

拿着那几张表格，卢丽安抖着手、敲开陆谷孙的“系主任办公室”，提出回台探亲的请求，可是话还没说完，豆大的泪珠瞬间坠下。

陆谷孙一惊，连问怎么啦，家里可好？

卢丽安抽噎着，克制住一股小女儿委屈的酸楚，“我好久没回家了，怕不能回去？”——虽安家沪上，心里时常愧念台湾南岛上的父母，这是她作为女儿身在异乡的烦恼。

即便如此，卢丽安和丈夫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他们觉得，既然来大陆，就是打定主意要定居的。与其考虑太多，瞻前顾后，给自己留下后路，反而会断了发展的前路。

保持着这份笃定，日子一天天向前。

先是小家庭增添了新成员，之后不久，格拉斯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也顺利拿到。教师这份职业带给卢丽安的荣誉和满足越来越多。

她尤其认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那句院训“学好外国语，做好中国人”。

对卢丽安而言，教书育人，不仅是传授知识，更多是分享彼此对于生命的想象、计划和实践。最终目的，就是让学生们拥有理想信仰，尽可能地减少偏见、歧视和伤害。

年11月，卢丽安在复旦大学给博士生上课。澎湃新闻记者张呈君摄

我不怕大陆

在复旦大学的卢丽安很难不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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