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南下后，倾力拓展和经营本族群的生存空间，在黄淮江汉之间的广袤大地上，开创了崭新的文化，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文明国家，表现在：

一、距今四千九百年到距今四千八百年之间，在今豫西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农业和家畜养殖业，都比庙底沟文化有了较大发展，反映在农具和家畜种类的增多上。当时主要的家畜，除了庙底沟文化区常见的猪、牛以外，还有红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区先后饲养过的羊。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器制作，已少见红陶和彩陶的影子，陶器以灰陶为主，伴有少量黑陶。出现了斝（读jiǎ，三足、一扳耳、口沿立两柱）这种温酒器。它的形制，常见于夏、商、周三代时期，只不过为青铜制成，身份高贵，商汤曾将斝定为御用酒杯。三代时期，斝也是一种礼器。玉器方面，除了玉璧和玉琮外，还出现了玉礼器玉璇玑和玉刀。其中的玉璇玑，来源于大汶口文化；而玉刀，由红山文化的带孔石刀演变而来，形状呈梯形或长方形，无把，一侧有孔若干，便于握住。做为礼器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玉刀，一直流传到商朝，形状向武器类青铜刀逐渐演变。

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兴起，标志着黄帝把统治中心，建立在了天下之中的河洛地区。

二、推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进入晚期。原在红山文化区作为生产工具的玉铲，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成为礼器之一。玉钺、玉壁、玉琮、玉璇玑等玉礼器，也纷纷涌现，让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都沐浴在久违的玉礼文化之下。黄帝把红山文化区的葬俗，带到了大汶口文化区，使当地盛行单人仰身直肢葬，骨骸头部东向，随葬整猪。大汶口文化原有的随葬龟甲的习俗，被黄帝允许继续下去，因为他的族群，也有龟灵崇拜的习俗。大汶口晚期墓葬的骨骸，已较少见到“凿齿”习俗，证明少昊等东部沿海族群渐趋式微。

三、江汉流域，自大溪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快轮制陶法，最大限度地让当时的彩陶器壁变薄，几乎达到了蛋壳的薄度。这一方法和成果，流行于其后的屈家岭文化区。距今约四千八百年，黄帝南下在大汶口文化区站稳脚跟后，该地文化就进入了晚期阶段。当地制陶业吸收了屈家岭文化区的制陶法，并与自有的黑陶相结合，创造出令世人惊叹的蛋壳黑陶器皿（杯）。蛋壳黑陶，厚度仅有0.2到0.5毫米，有“薄如纸、硬如瓷、声如磬、亮如漆”的美称，有的底座还镂空。其所反映出的用料之精细、温度控制和造型能力，不仅是其他史前陶器无可比拟的，而且今人也很难复制成功。正因为其制作难度之高，蛋壳黑陶仅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及以后的龙山文化区大中型墓葬中被发现。蛋壳黑陶凝结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被大汶口晚期黄帝统治集团奉为礼器。屈家岭文化区的墓葬中并未发现蛋壳黑陶，说明当地的首领游离于黄帝统治集团之外，属于地方政权。但屈家岭文化在距今四千八百年进入晚期后，大型墓葬中的陪葬品，除了早就存在的玉钺之外，还出现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特有的玉礼器——玉璇玑，充分证明当地首领接受了黄帝统治集团在礼制方面的新生事物。

四、江淮间的薛家岗文化区，从距今四千八百年开始，文化面貌也吸收了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特点。其制作的陶器中，袋足鬶和蛋壳黑陶高柄杯等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产品，较为常见。反映了该地区已在黄帝世系的直接统治之下。

五、来自良渚文明蚩尤统治地域的典型礼器玉琮，被以黄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所接受，出现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黄帝收纳了原隶属于蚩尤的一些部众，从礼制上就对其兼收并蓄。王琮的北上落地生根，只是又一个开始，她很快扩散分布于黄河下、中、上各流域。这应该与始自黄帝、直到西周时期，各个帝王对黄河流域的征服相关联。而距今五千年以后，赣江流域出现的樊城堆文化、珠江下游出现的石峡文化，也有玉琮出土，则应为部分蚩尤遗裔南下的结果。他们可能受到了黄帝和炎帝部下的追击，也可能不愿被黄帝所统治，主动迁出良渚文明区，去寻找另一个生存的家园。

六、黄帝逝世后，葬于桥山（今陕西省黄陵县，原中部县，在西安到延安之间），已是不争的史实。桥山黄帝陵坐北朝南、山环水绕、负阴抱阳、聚气藏风。山有凤、龟、龙、虎四象，分列前后左右，坐落有致；水呈龙凤盘旋之姿，如太极阴阳之形。其山水组合得五行八卦之深味，蕴涵风水学说之精华，堪称历朝历代帝陵之典范！黄帝把陵寝安在桥山，不论他是黄帝世系的哪一位，都可以证明陕北高原乃至更为广大的西北地区，都在黄帝的统治范围之内。

黄帝和炎帝都有着数百年的世系传承，他们应该摆脱了伏羲世系多血缘部族首领轮流称王的局面，而是有着明确的单血缘传承关系。但又不像后世王朝那样一定要传与子嗣，叔、伯、侄之间相传也很普遍。这种世系传承，同样能造就与黄帝和炎帝同一血缘的人群迅速膨胀。黄帝和炎帝之下，再没有出现过以世系内各个帝王统称为一人的现象，而是以明确的人名或族群名来指称其后裔，这是从神话传说到信史之间的一种必然的过渡形式，反映了我国先民历史记载方面的进步。

在《山海经》中，黄帝世系的重要后裔有：魃、颛顼、鲧、禹、犬戎、驩兜、苗民、禺虢（东海之神）、禺京（北海之神）、北狄等。黄帝世系的后裔北迁成为游牧民族的一部分，是有着基因方面的证据的。现代考古学者，已经在外蒙额金河畔匈奴人的墓葬中，发现了带有黄帝世系M基因单倍型的骨骸。黄帝世系的后裔，也有来到日本列岛的，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进入现代社会以前，其民间广泛存在的神社，形制上和我国考古所揭示的“黄帝明堂”简直一模一样，功能上也类似。黄帝明堂的形制在我国是逐渐演进的，而日本列岛一直保持着史前黄帝明堂的形制，不能不说是对黄帝文化的一种执著。《山海经》中炎帝世系的重要后裔有：祝融（为火神，《山海经》同时也把祝融作为黄帝后裔，但综合各方史料，黄帝后裔的祝融年代较晚，应为官名）、共工、夸父、精卫等。《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还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从以上先秦资料来看，黄帝和炎帝的后裔，有接过权位而称帝的，也有雄居一方称王的，还有在海外开拓新土的。其中雄居一方和在海外开拓新土的，大多没有加入到华夏族的融合进程中来，他们被其他文化的漩流所卷绕，而与华夏文化渐行渐远。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文字记述渺溟难寻，我们已很难考究这些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了。

颛顼是黄帝世系后裔中一位重要的帝王。《山海经》称颛顼是黄帝的曾孙。我国的历史文献列举出很多颛顼的历史功绩，主要有：绝地天通、发明《颛顼历》、打败共工、统一天下疆域极广、最早奉行男尊女卑等。其中“绝/地天/通”，是颛顼接手政权后，把当时社会上人们沉迷于祭神而不事生产的恶习，强力纠正过来，把祭神的活动和权力，收于王权之下，并派大臣专司督民生产。这一举措使华夏文明较早地摆脱了神权的泛滥和对社会的控制，让神权服务于王权，把黎民百姓从盲目迷信中解脱出来，推动了生产的进步，因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先秦资料《国语·楚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及少皞（先秦资料在黄帝之后主政，应为黄帝任命的本世系子弟，代少昊之名；原少昊已被迁往西方矣）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还打败了挑战他的帝位的炎帝后裔共工，《列子·汤问》记载：“共工氏与颛顼争帝，（失败后）怒而触不周之山。”颛顼的胜利，巩固了黄帝世系的统治。《史记》称颛顼时期疆域极广：“北至幽陵（今北极圈附近），南至交趾（今越南），西至流沙（今新疆），东至蹯木（今西太平洋某列岛）。”西汉典籍《淮南子》还记载了颛顼是最早奉行男尊女卑的统治者：“帝颛顼之法，妇人不避男子于路者，拂（驱赶）之于四达之衢。”以法律来维护男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性在深化。

先秦资料记述的颛顼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今鲁南到豫东一带。这一地带是距今约四千五百年开始的山东龙山文化的核心区域。从颛顼与黄帝的关系来看，他也应该生活在距今约四千五百年以后，因此，颛顼开创了山东龙山文化。龙山文化以山东区域的最为典型；河南龙山文化则最早（要早于山东龙山文化约一百年）；陕西龙山文化出现时间最晚，要晚于山东龙山文化约二百年，她分别继承了山东与河南两地龙山文化的玉器和陶器特征；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与陕西龙山文化出现年代相当，她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联系较大。这些具有差别而又存在共性的不同地域的龙山文化，我国史学界将其统称为龙山时代的文化，她们反映的是颛顼和他的后继者尧、舜、禹政权之下，各地区文化融合的面貌，其实也是文明成长的状态。到距今四千年左右，她们都被一种全新的文明——夏文明所覆盖。

在龙山时代各个文化当中，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最为兴盛。玉礼器有玉锛、玉铲、玉璋、玉圭、玉璧、玉钺、玉璇玑、玉璜、玉琮等。其中玉铲，继承于大汶口晚期，但形体更大；玉锛首端往往刻有勾云烘托的神兽纹，与商朝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最为相似；玉璋在我国各史前文化中首次出现，其形如刀，有把，但尖端为斜刃或叉形刃，后端有孔。山东龙山文化的玉礼器，包括了以后周朝玉礼“六器”中的五种。从制作工艺上来看，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比前代更为复杂，出现了镂空、线刻和减地浮雕组合手法，如玉璇玑；纹形方面也有龙、虎、凤、神面组合的玉器，如玉笄；不同玉质的琢成品，相互组合而成一件玉器，如上述玉笄，笄片为白玉、笄片两侧镶嵌有两粒绿松石、笄杆为墨玉，华丽而精美。在葬式上，山东龙山文化也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一致，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山东龙山文化的陶器制作，把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蛋壳黑陶”发挥到了极致，把我国史前陶器的制作技术推至巅峰。蛋壳黑陶分布的范围，也比大汶口晚期有了扩大，除了山东境内和淮河流域外，冀南、豫东、豫北和辽东半岛都有一定程度的出现。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中心，还兴起了一种刻在兽骨上的文字——骨刻文。骨刻文的造字和书写方式直接影响到了后世的甲骨文，有些文字与甲骨文几近一致，可以认定为甲骨文的主要源头。骨刻文，把陶、石、龟甲和兽骨这些史前文字的载体，统一起来，并有融合其他史前文化区文字的特点。她向南扩散到淮河流域，向西进入关中地区，向北到达蒙辽交界地区（当时处于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交，距今约四千年前）。

龙山时代，玉礼器中的玉铲、玉璋、玉璇玑和玉琮等，蛋壳黑陶和骨刻文，都呈现出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中心，向四方扩散的特点，该文化区内大中型城址也较多，从而印证了山东区域在龙山时代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

河南龙山文化，得益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滋养，早期一度领先，但是她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原因应该与黄河泛滥有关。尧、舜、禹都生活在龙山时代，众所周知，他们的政绩，也都与治水有关。豫中地形的相对低洼，给黄河河水的肆虐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它深深地伤害了河南龙山文化的成长。黄河是中国历史上水患最为严重的一条河流，它在历史上造成的灾害，大多从豫中而起。河南龙山文化的黑陶较少，灰陶占绝对主流，形制上既有传统性，又有融合性，包括鼎、鬲、斝、豆、甑等。其玉礼器的种类则发生了萎缩，有玉璧、玉璜、玉环等，是生产力受到削弱的反映。

陕西龙山文化陶器种类，大致与河南龙山文化相同，只是三足器类的鬲和斝较多。其玉礼器充分吸收了山东龙山文化的成果，兼有自身的特点。大型玉璋、玉璇玑较为常见，另外还有玉璜、带孔玉刀、玉钺、玉镰、玉琥、玉鹰和玉雕人首等。

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主要反映在陶寺遗址中。陶寺遗址面积达二百八十万平方米，她有建在基槽上的夯筑城墙，内部划分为居住区、宫殿区、手工业区、仓储区和不同层级的墓葬区等，还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观象台。陶寺遗址内的大型建筑，已经用上了板瓦。陶寺遗址与其他龙山文化器物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彩绘木器和各类乐器的发达。彩绘的木棺椁代表着富有者的奢华。陶、石、铜制乐器共二十余件，鼍鼓和土鼓为最早发现，特磬、陶铃、铜玲、陶埙等乐器也赫然在列。前文所说的蟠龙纹陶盘，是陶寺遗址的一项标志性祭器。陶寺遗址的陶器制作，由粗劣手制向薄胎轮制快速转变，后期以灰陶和磨光黑陶为主。在一些陶器残片上，发现了与商代甲骨文一致的“尧”字和“文”字，用毛笔蘸朱墨写成。陶寺墓葬中的近百分之九十，墓室仅能容身，大多没有木质葬具和随葬品，反映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

龙山时代，山东和陕西境内，都出现了较大的城址。如山东日照近海的两城镇遗址，面积在一百一十余万平方米；陕西延安的芦山峁遗址，面积超过二百万平方米，而神木的石峁遗址，面积达四百二十余万平方米，为现今所发现的史前遗址中最大的一处。陕西境内龙山时代的城址，呈现出后发优势，应当代表着大禹家族势力的崛起。这些城址，进入夏代后，都相继废弃了，说明统治中心发生了转移，大禹将统治中心放在了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各处的城址，往往有铜合金的加工场所和器物残迹，确切地证明当时已经进入了金属文明的时代。各处城址和大型墓葬中，也普遍存在着人殉的现象。

各方面的证据表明，龙山时代的中国，全面进入了文明期，是“最早的中国”。

起始自尧舜时代的齐家文化，分布于甘、青、宁、陕西北和内蒙西部，一直绵延到夏末商初。该区域内的玉器风格，受陕西龙山文化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影响较大，表现在玉璋和玉琮、多璜联璧数量较多等方面。

尧帝对其他族群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山海经》中记述，尧帝命羿射杀“凿齿”；唐、宋文献曾引用轶失的《山海经》片段，称尧还命羿射落十日中的九日。《淮南子》更有尧命羿射杀九婴（实为句瘿）、大风（一种大鸟）、猰貐、修蛇等异兽的记录。其实，这些异象和异兽，都是与尧不同的族群所崇拜的图腾或者具有的外在特征（其中‘瘿’，为大脖子病）。结合前文，凿齿之民，实为古越人，基因为O1系下的O1a-M亚型；句瘿、大风和修蛇，是伏羲、太昊、少昊世系下的族群的可能性很大。所以，尧帝发动的战争，使其统治范围内的人口基因，得到了简化。距今约四千三百年前，与尧在位的时间相当，良渚文明在其核心地区的钱塘江下游，彻底消失。经考古，这一历史现象与海侵有关，但不排除良渚文明遭到了自黄帝至尧的北方政权的军事打击。先秦资料中，舜和禹也有征伐三苗获胜的记录。尧舜禹的军事胜利，无疑会使本族群的基因，得到大规模扩张。那么，尧、舜、禹三位帝王是否源出于同一世系呢？

本世纪初。我国基因研究学者已经揭示出山东龙山文化人骨DNA，完全是O3-M及其原型O3*-M，说明在该文化范围内生活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属于神农——炎帝、伏羲——太昊——少昊和黄帝世系的子孙。但这显然还不够精确，对确定尧、舜、禹的世系归属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在新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可以借助先秦文献，来推敲一下。

《国语》成书于春秋晚期，相传为左丘明所作。它留下了一段记录前朝帝王祭祀哪些祖先的珍贵文字：“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有’为词语前缀，无实义）；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后’为帝王之意）；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段文字，传达出丰富的信息：

一、肯定了有虞氏政权的存在，并且把她列在夏后氏政权之前。夏后氏政权，即夏朝，说明在夏朝之前，就有了最早的朝代记载，也就是传说中的虞朝。结合后文来看，虞朝的开国君王是舜（夏朝时则降为地方上的有虞氏政权了），这与虞、夏的前后传承关系相吻合。后世常提到“虞舜”，其组词特点与“夏禹”和“商汤”相同。

二、“禘”，是祭祀最早的鼻祖之意；此处“郊”，为郊祭，在郊外祭祀如上天一般的先王。在古代中国社会中，郊祭也是一种重要的祭礼。“祖”为祖祭，“宗”为宗祭，它们分别配属于禘祭和郊祭，地位稍次。

三、《山海经》中，并未写明舜与黄帝、颛顼的关系，但与后世的文献一样，都记载了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的内容。舜为尧婿，没有争议。那么，舜的后人为什么把与舜没有直系血缘关系的尧，做为上天一般的先王来祭祀呢？表面上看，这与舜所倡导的“德政”相关，其实质，是由于舜之前的数代先祖，都较平庸、社会地位并不显赫，不适合配以郊祭的缘故。但这并不妨碍黄帝和颛顼是舜的先祖，舜“禘黄帝而祖颛顼”，不会是空穴来风。舜的时代与黄帝和颛顼相距不甚遥远，他乱认祖宗是行不通的。正由于舜的“皇亲贵胄”身份，加上白手起家的奋斗，才让他顺利得到了众人的拥戴；尧才会把他作为考察对象和政治希望，并把两个女儿嫁给他。《山海经》中舜与黄帝、颛顼的关系出现空白，不能说明前者与后两者的关系就是一片空白。

四、尧与黄帝、颛顼之间的年代，比舜更近，尧没有“禘黄帝而祖颛顼”，说明黄帝和颛顼不是尧的直系先祖。但尧与黄帝、颛顼后裔的势力，明显又属于同一战线，因为尧命羿射杀的各种异象和异兽，没有一个是黄帝族群所崇拜的图腾和具有的外在特征。上文有述，尧发动的战争，使古越人和伏羲、太昊、少昊世系下的族群，遭到严重打击。而尧所处的龙山时代，正是山东龙山文化O3-M及其原型O3*-M大扩张的时代，尧就不可能是其中的伏羲——太昊——少昊世系的后人了，而只能是其中神农——炎帝世系的后人，或者是其中黄帝世系的旁系血亲。但中国历代文献都没有指出尧与神农、炎帝存在任何血缘关系，那么尧只能属于黄帝世系的旁系血亲了。

五、禹是夏朝的建立者，他的父亲鲧，在尧时代就地位显赫，因此，夏朝王族夏后氏，才“郊鲧而宗禹”。《山海经》记载，鲧和禹父子，源出于黄帝一系，但并不是颛顼的直系后人。夏后氏“禘黄帝”很正确，而“祖颛顼”，可能是因为颛顼这位夏后氏旁系血亲的先王，影响太大的缘故。至于《山海经》中禹为黄帝曾孙、生活年代距夏朝太远的问题，书中出现代系缺失的可能性是有的，不必过于纠结。

六、“商人禘舜”，已经说明商人（商朝王族，下同）与黄帝的直系血缘关系了。商朝与舜之间，只隔了一个夏朝，商人如果对不是自己鼻祖的舜，施以禘祭，会贻笑大方的。他们不直接“禘黄帝而祖颛顼”，应该是基于和夏后氏相区别的缘故；另一方面，这也恰恰证明商人自信于自己的黄帝世系身份，而在禘祭时，放弃了年代久远的先祖黄帝和颛顼，以较近的、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舜，作为祭祀的对象。至于契、冥、汤，是由黄帝世系内的何位先祖传承下来的，就让研究先秦史的学者们去做这项工作吧。

舜出自黄帝世系，还有实物证明。周武王把舜的后人分封到陈国，陈国灭亡时，其王族迁至齐国，改姓“田”。后来“田氏代齐”，齐国王族就从姜子牙的后人换成了舜的后人。田氏齐威王有件著名的青铜器——陈侯因齐敦，上面的铭文称呼黄帝为其“高祖”。舜与黄帝的关系就再明白不过了。

《诗经·颂·商颂·玄鸟》中有句很著名的话：“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以玄鸟后人的身份而自豪，同时透露出商人的图腾为玄鸟。玄，赤黑色，后专指黑色，引申为深奥和神秘。我国先秦史学者有的认为玄鸟即燕子，因为《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提到少昊政权的大臣玄鸟氏，任职“司分”，即由他来确定春分和秋分的时节，燕子正是在春分到来、秋分离开，为玄鸟无疑。但也有的认为上文《诗经》中的玄鸟，指的是猫头鹰。因为猫头鹰在夜间活动，眼睛能洞穿黑夜，高声啼叫似与人语，神秘感很强，可谓之“玄”；并且在商朝的器物形象中，常见猫头鹰，却不见燕子。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战功赫赫，其墓中就有不止一件猫头鹰形象的青铜器，商朝以前包括史前时代，陶、玉质的猫头鹰，也属较常见之物。可是在商朝以后，猫头鹰形象的器物出现的地域范围就很小了，以至于成为一种不祥的动物。无论燕子还是猫头鹰，都不是黄帝族群的图腾之一，有很多人因此认为商人的先祖不是黄帝。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舜的名号“虞舜”加以考究。虞，也为地名，我国有浙江绍兴的上虞、河南商丘的虞城，山西境内在历史上也有多处带“虞”的地名，如虞邑、虞乡、解虞、伯虞等。虞字和吴字有关，由吴字外加一虎皮组成。吴，最早为地名，地在长江下游，涵盖钱塘江下游。虞字即表示身披虎皮的吴人。娱字的繁体，右半部也是一个虞字。所以，娱字的含义，最早是以吴地的人们身披虎皮、在女子相伴下舞蹈而诞生的。舜与吴地渊源颇深。在上述地名的史志中，只有上虞县记有“舜避丹朱（尧之子）于此，故以名县”的文字。也就是说，当舜受到尧的青睐后，尧之子丹朱向舜发难，舜躲到了吴地某处避难。在当地，舜得到了身披虎皮的吴人的帮助，他为了表示感念，将此地命名为“上虞”。而上虞所在的地区，是上古时期属于少昊政权的外围属地，是各类鸟图腾充斥的地方，其中就有崇拜玄鸟的族群玄鸟氏。良渚文明的中心，离上虞很近，同属钱塘江下游。良渚遗址中，发掘出了猫头鹰形器物盖和一种神秘的叉形器。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神人兽面纹，其中神人的一双大眼睛十分夸张，在图像中最为突出，该纹像还有一双鸟爪，整体特征与猫头鹰接近。可见良渚文明的猫头鹰崇拜，与上文《左传》中的玄鸟氏燕子崇拜不同。舜的族群应该与良渚文明中的猫头鹰崇拜族群进行了深入的融合，以至于接纳了对方的图腾文化。伴随着舜在政治上的崛起，上虞人也在舜的带领下，北上争雄，直至建立王朝。期间，他们在河南商丘、山西多地，都曾筑城而居。正因为舜和虞的历史渊源，舜才把自己建立的政权，称为虞朝，其后人，也就自称有虞氏了。玄鸟崇拜，被有虞氏继承了下来。在舜登临帝位以后，其势力甚至达到了远在西北的石峁。石峁古城的建筑上也刻有与良渚文明相似的图腾“神面”，两侧还有无足龙纹浮雕，王者之气毕现。

综上，商朝王族是舜的后人，源于黄帝世系，但做为其统治基础的大量贵族和平民，却出自于崇拜玄鸟（猫头鹰）的族群。

七、周人（周朝王族，下同）的先祖喾和稷，在先秦文献中与黄帝世系不存在血缘关系。周人自称姓姬，与黄帝同姓，但不能说明他们必然出自于黄帝世系。黄帝以后的政权，赐功臣勋贵以显姓的情况，十分常见。《国语·周语》中也有一句周人自誉的话：“我姬氏出自天鼋”。有人认为黄帝世系中有天鼋氏存在，所以周人应该出自于黄帝世系。但他们忽视了《国语·周语》中的另一句话：“天鼋之分，我之皇妣”。妣，意为母亲。也就是说，周人的自誉，来源于他们的母系先祖为天鼋氏之女。我们可以认为天鼋氏之女就是黄帝世系的帝王所生，那么，周人男系先祖与黄帝的关系，只能是外甥与外祖父或舅的关系。正因为这样，才出现周人一边与黄帝攀亲戚，一边却不礼祭黄帝的现象。

我们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尧为黄帝世系的旁系血亲，舜和禹均为黄帝世系的后裔；商朝王族也为黄帝世系的后裔，周朝王族的母系先祖，出自于黄帝世系。我们由此还可以得出另外一个结论：自黄帝入主中原以来，到周朝建立的约两千年间，黄帝世系的血缘传承，一直占据着当时中国的主流，没有出现过明显的中断。

《国语》以后的文献，在世系表述上与《国语》发生矛盾的，不免出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干扰，其可信度存疑。

距今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是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一、《左传》有载：“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大禹的足迹走遍了传统上的中国区域，他根据各处地形地势，因势力导，使泛滥的洪水得到了渲泄。人们终于可以在沿江近河的大平原稳定地进行农业生产了，社会生产力和人口，都得到了极大的增长。九州大地留下了很多大禹治水的遗迹，也有不同流域的人们立碑建祠，对大禹进行纪念。

二、大禹带领各地的人们成功治理水患，让他们自然而然地产生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各地区各族群的凝聚力空前增强，从而为夏朝的建立，做了最好的政治动员和舆论宣传。

三、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广大的平原面积，其组合优势是在大禹治水以后才显现出来的。有史可查的夏朝的多个首都，均处于这一地区。夏朝建立以后约三百年，这里终于发展成为九州范围内的一块文明高地，其标志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崛起。此后的商、周王朝，也以中原地区为统治中心，先后修建了多个都城（西周名义上的首都虽在关中镐京，但周公迁九鼎于新都洛邑，使周朝建立后不久即发生了统治中心的转移）。中原地区不仅迅速吸收了各地的文化成果，而且向各地进行强力的文化辐射，九州之内，同一文化的积淀越来越深厚，对国家的认同感越来越强。

四、大禹涉山川以越险阻，导江河以入苍海，指江山以画九州，他领导人民，战胜了几千年以来严重威胁社会发展的水患，使人民战胜自然的勇气空前提高、向命运抗争的精神空前增强。大禹治水和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都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唯天、不唯神、敢于战天斗地的抗争精神。与之相比，西方神话传说则相形见绌了，比如：洪水来临时乘坐“诺亚方舟”逃走、从众神之王宙斯那里盗来火种供人们使用，以及至今笃信的上帝崇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