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7月16日，昆明，观众在云南典籍博物馆“藏典云滇——云南珍贵古籍展”参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思想风貌及行为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国的传世经典中，累积着的独特文化营养、文明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继承发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根”与“魂”已外显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修齐治平、建功立业的个性“脸谱”。我认为，这就是李瑾撰写《论语释义》（作家出版社出版）、《孟子释义》（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山海经释考》（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套经典“三释”的起因和初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之所以相关诠释作品汗牛充栋还有解读的空间和潜在价值，就在于这些故老相传的文本“化石”是我们涵养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时也是正在进行的奋斗和伟业的“营养液”。在这个意义上，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了，才能够助力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助力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一

对传世经典的重释要立足于把这项工作作为一种深沉的精神追求，沉下去，钻出来，努力挖掘能和时代同频共振的新意，即要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统一、紧密结合。唯其如此，才能推陈出新，挖潜“增效”，不断为铸就文化新辉煌添砖加瓦。

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身上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很多是自儒学基础上引申和阐发的。《论语》《孟子》作为原始儒学或者儒学萌发期最重要的典籍，在中华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山海经》作为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和最早的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对于研究早期中国的民俗传说、山川地理、祭祀巫医、自然物种具有知识启蒙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论语》《孟子》和《山海经》在内容、风格上差别虽不可以道里计，但它们同属于中国“文化——心理”结构建构过程中的起点或里程碑，都曾在不同阶段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重要的是，三部经典虽都经过后人不同程度的编撰，但整体上还保留着早期民众和知识分子对生活实践经验朴素却又活泼生动的精神认知和总结。而且，《山海经》和《论语》《孟子》分别系统性地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神话——现实”“想象——理论”“社会——自然”等诸多价值集束的映衬对比，并集中统一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上。

二

重新诠释经典，不仅涉及对经典价值的重估和原初问题的重审，更牵扯到将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有机融合的重大问题。

如果要追索共同之处，首先要拎出的是《论语》《孟子》和《山海经》都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天下观”，其中还隐含一个理想国蓝图。

《论语》讲述的核心问题是学为君子，然后“之于天下也”。孔子屡屡强调“修己”“求诸己”“子帅以正”“内自省”“内自讼”，目的是通过修身做到“以敬”“安人”“安百姓”，最终实现“中”“和”的东周。孔子心目中，最好的国家是“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的集合体，且“以礼让为国”。

《孟子》同样讲述施仁政、行王道、“一天下”问题。由于“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提出，只要让百姓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且“勿夺其时”，保护农耕；“谨庠序之教”，注重教育，进而“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就能无敌于天下。

如果说《论语》《孟子》的“天下观”是道德的、价值的，《山海经》的“天下观”则是方位的、自然的。这部著作勾画了“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的涵盖整个天下的地理志，并明确提出“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的“九州观”，直接启迪了另一部儒学经典《尚书》中《禹贡》的价值理念，进而演化为“华夏——九州”的理想图式。另外，“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见则天下安宁”虽系后人附会赘增，但已是《山海经》成文的一部分，也显示了人们对“天下”理想形态和治理模式的憧憬。

三

在中国文化脉络谱系上，孔子第一个将“学”和人统一起来，学即人，人即学。孔子提倡学为君子，修身是第一位的，却不是目的，目的是入世“立人”“达人”。他极度推崇高尚的人格标准，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则提倡培养“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这种浩然之气是通过“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培养出来的，而非来自于“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外部力量。大丈夫有两个命运共同体，一个是大的、心系苍生的，“得志与民由之”；一个是小的、反求诸己的，“不得志独行其道”。大丈夫以道自任，绝不“枉尺而直寻”。显然，孔孟学说虽然当时不能通行，但他们提出的理想的人格要求，树立起千百代士子的标准形象，改变了一个个后来者的命运。《山海经》中，人、神、兽杂糅是一种普遍状态，但在古人看来，人是主角，神、兽包括植物都是人的辅助体。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战败的蚩尤还是被处死的鲧身上都蕴含着视死如归、慷慨豪迈的人性光辉。以女性神话形象精卫和男性神话形象刑天为例，他们一个是溺亡者，一个是失败者，但魂魄都不熄不灭，依旧以“生”的形式向毁灭自己的敌人亮剑。毫无疑问，二神背后折射的是古人借助神话去完成对个人不屈服于命运的精神的塑造。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生息、发展和壮大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在具体的重释实践中，只有顺应时代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理念、“仁者爱人”的道德规范、“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和“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等进一步挖掘出来且阐释出新意，这样的文化软实力才更具长久的影响力、感染力和穿透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马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