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窗幽记》中言：居轩冕之中，要有山林的气味；处林泉之下，常怀廊庙的经纶。所谓“山林的气味”，是指达官显贵的人，在胸臆中应保有一点天地的清气。因为富贵荣华易使人迷失本心。而沾染上许多物恋。若名利的欲望太重身心不得自在，就很难保证不会假公济私，做出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来。

可以说，中国文人既有儒家入世的执着，又有道家出世的洒脱，一直以来行走在庙堂和山林之间。

晋宋时期，无论是当代和后世褒贬不一的谢灵运，还是身前身后均有盛名的王羲之，抑或死后赢得大隐的陶渊明，他们都曾在山林和庙堂之间徘徊过。

王羲之曾经在给谢万的信中，自得于他异于古之辞世者的“坐而获逸”之乐：“古之辞世者，或被发佯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王羲之欣喜于自己的“坐而获逸”是“遂其宿心”，似乎退隐山林是他一直向往的生活。但据史载，他的退隐始末大概是这样的：在王羲之出仕前，本也是一再推辞，但殷浩用“足下出处，正与隆替对”等语极力敦劝他，与谢安出仕前朝野上下所谓的“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如出一辙，足令王羲之对自己的出山充满期待。

不过事与愿违，王羲之的庙堂经历显然没有谢安那样顺利。他在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与王述不和，后王述升为扬州刺史，会稽隶属扬州，王羲之不甘心成为王述辖下的地方官，派遣使者向朝廷提出将会稽从扬州分出来，独立为越州，结果“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既而内怀愧叹”。后来王述巡察会稽郡，“辨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王羲之在辞官退隐前，我们无法否定他曾产生过立身庙堂，甚至如谢安般在庙堂里干出一番事业的念头，他之所以毅然在父母墓前发誓辞官，是因为耻做王述下辖的地方官，而并非是向慕山林，希求高远。

曾放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呢，也并非彻头彻尾的“羲皇上人”，这是自鲁迅以来的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的事实。从陶渊明的文字作品来看，他不但少壮时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猛志”，盛年也时有庙堂之念的流露，只不过他对难以把握的庙堂有所顾虑而已，其《拟古》其六所写的“装束既有日，已与家人辞。行行停出门，还坐更自思。不畏道里长，但畏人我欺。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正是这种顾虑重重的复杂心理的描画。虽然陶渊明也有“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的诗句，但正如谢灵运实际上终未能以山林熄灭庙堂之念一样，陶渊明也不时受到曾经的“猛志”的侵扰。

其实无论是谢灵运，还是王羲之和陶渊明，他们在面临生命价值自我拷问时的这种徘徊矛盾的心理，几乎可以说是大多数个体生命寄托模式单一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士的宿命，只不过他们在这种情境中自我排解的方式和效果存在差异而已。王羲之比较决绝，他在父母墓前立誓辞官归隐的特别方式，不但断绝了庙堂中人再次征他出仕的可能——“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也保全了自己的晚节，没有因“去而复还”而遭人讥笑。陶渊明虽然难免为自己的“有志不获骋”而彷徨不安过，但终究慑于“人我欺”的复杂局面，没有再踏入庙堂，避免了“万一不合意，永为世笑嗤”的窘状。

与王羲之、陶渊明相比，谢灵运的心理斗争要激烈得多，代价也就格外的大。如同陶渊明表示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样，谢灵运留下的文字中也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表述，如他《游名山志》所说：“山水，性分之所适。”但他所谓的“性分之所适”的山水并未能战胜他的庙堂心，当元嘉三年宋文帝征他出山做官，且派他的旧交范泰写信敦奖他时，他便复还庙堂了。而且从他复出后被重用的期望破灭后“意不平”的表现来看，他所谓的“性分之所适”恐怕只是刹那的感喟。比起王羲之的“坐而获逸”和陶渊明的“羲皇上人”来，谢灵运这种瞬间的感悟对于庙堂之念的遏止更缺乏持久的疗效，他一直是“欲希心高远”。这个“欲”字，点出了谢灵运虽然一直是在期望、向往高远的境界，但因为无法摆脱那时时晃动的曲盖身影，所以也就永远只是“欲”，而难以最终获致。

当然，隐居山林的人倒也未必是最“清高”的。因为，他们只能独善其身，而无法兼善天下。隐士中如吕尚、诸葛亮者，可说是能处林泉而怀廊庙经纶的人了。他们即使居轩冕之中，也不失其山林气味，因此，既能不老死于山林，徒然过一生，也能不沉溺于轩冕，完成志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