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文化遗产”情

袁跃兴

据1月14日《光明日报》报道：1月13日，“中国非遗年度人物”推选结果在北京揭晓，共有10位在非遗文化保护传承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当选为“中国非遗年度人物”。这使那些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非遗文化传承人站在了高光之下，让那些非遗界标志事件和重大新闻走进了公众视野。而在当选的“中国非遗年度人物”中，就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九届名誉主席冯骥才。

看到这个文化报道时，我随即想起近日《中华读书报》刊登的“冯骥才：文化遗产保护远比写一部小说重要得多”的文化报道。在报道中，我们读者看到了冯骥才是怎样“从一个作家转变为一位众所周知的文化遗产保护者”的心路历程，和他的这二十余年来在抢救民间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剩余古建筑等方面所做的工作、经历及重要贡献。

冯骥才最早在当代文坛以文学写作闻名，其小说集多达80余种，海外有30多种译本。如此乘势写下去就是了，但冯骥才却表示“我现在是急于写我的散文，急于写我的小说，急于画我的画呢？还是急于到文化的第一线去，到田野里去，到民间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后者。”所以，从年到年，他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漩涡大潮卷入，选择了文化遗产抢救工作，义无反顾与时间赛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为此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甚至悲壮的劳动。

他铁鞋踏破跑遍全国，对56个民族的建筑、手工艺、民俗、民间艺术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地毯式文化普查和整理保护工作。于是，这二十几年来，冯骥才的名字就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注定要守候在民间”、“靠公民的良心去保护文化”等文化行为、文化事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天津老城拆迁，为抢救天津老城文化遗迹，冯骥才组织了文化专家进行抢救和保护，请来学者、摄影家百余人勘访、考察、拍照，编辑出版了大型历史文化图册《旧城遗韵》，从而有力地保护了天津老城文化遗迹建筑。

冯骥才一直认为，我国民间文化的“箱底”是在古村落，这些古村落有独特的民俗，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他曾不辞辛苦，踏遍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7个省份的几十个村落，就古村落进行了初步的登记普查。深入僻乡旷野考察时，冯骥才常常是“浑身被冷雨浇透，冻得嘴唇青紫，周身筛糠似地抖动，路逢乡村小店烤火喝姜汤时还冻得发抖”，身高一米九二的冯骥才为此自嘲是“丐帮的首领”，但是，冯骥才心里明白“我要做的事远远比我重要”……

年起，我国开始设立“文化遗产日”。这是在冯骥才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不断呼吁和艰难行动影响下的结果。

最新一期的《收获》刊发了冯骥才的新作《漩涡里》。为什么要写《漩涡里》？冯骥才说：“我掉进漩涡里，不能自拔，而且不断把大项目放进去，不断搅动，每一个项目都是我心头里的大事。”《漩涡里》从年写到年，冯骥才23年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具体工作到底是怎么做下来的：第一件事是一系列老城保卫战，完全靠民间的力量保护自己的城市；第二件事，是从年开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作；第三件事，是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漩涡里》写了二十年来所付出的辛苦……我并不是一个成功者，我是失败者，我想保护的东西，大部分没有保护下来。”其背后艰辛的体味、愿望未竟的抱憾，让人感同身受！

我们知道，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是冯骥才的“四驾马车”，按理说，多才多艺的冯骥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本来是很容易走名利双收所谓文化明星道路的”，但就是在他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冯骥才却转向了文化遗产保护，这使很多人不解，甚至怀疑他写不出来了。冯骥才也说到了他的这种文化抉择的真实心理，“我把文学放下来。有人认为冯骥才写不下去了，怎么可能！那时候我创作感觉是最好的，我把文学放下去做非遗保护，谁也不知道我内心的苦涩。我最爱的是文学和艺术，我希望写出最好的文学作品，画出大量的画。我有几部小说要写，人物就在眼前站着，我有写作的冲动，但我必须压抑自己。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人劝我做。我觉得我必须做，没有任何功利思想。之所以这么做，是想让世人知道中国还是有人有良心做这个事”，“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做。”“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冯骥才从作家向文化遗产保护者转化，这是“使命在身”，“有很强的人文情怀”。

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专家委员会主任、民俗专家，冯骥才的这些坚定的文化行为，固然和他的身份有关，但更是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化人的文化职责和文化良知。雨果说“只有信仰才让思想发出火花”。这也正像冯骥才所说，“精卫填海最后是吐血而死，但它的身上能够体现一种精神，我天生是为思想和精神而活着的！早些时期的作家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铁肩担道义啊！我是文化人，当文化遭劫难时，必须站出来！”“我们是讲责任的一代，当看到我们的社会和社会文化出现不和谐时，就应毫无疑问地守望我们的文化。”冯骥才为了文化理想，为了精神信仰，而甘愿做一个吐血而死的“精卫”，他所守望的这种可贵的文化精神，也构成了他的迥异于其他文化人的文化人格。

在如今传统文化的热潮中，其中的非遗、文物，已成时下最大的“网红”。文化遗产，是我们的一种传统。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使零散、疏离的我们具有了集体经验，共同的情感和文化认同。这些传统告诉我们：我们的历史是什么，我们自身又是什么；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又将到哪里去……

“文化遗产保护远比我写一部小说要重要得多”。冯骥才以他自己的文化人格和一系列的文化行为，呼唤着文化人的社会担当和责任，践行着一个文化人的道德和义务。我们时代的文化人，应该像冯骥才那样，以自己作为文化人的思想、人格和行为，承担起“文化遭劫难，我要站出来”的责任和担承，从文化的祭坛上带来纯洁的薪火，传递给另一个文化、历史和精神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