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志》

往年出都门，誓墓志已决。况今蒲柳姿，俯仰及大耋。

妻率厌寒饿，邻里笑迁拙。悲歌行拾穗，幽愤卧啮雪。

千岁埋松根，阴风荡空穴。肝心独不化，凝结变金铁。

铸为上方剑，衅以佞臣血。匣藏武库中，出参髦头列。

三尺案星辰，万里静妖孽。君看此神奇，丑虏何足灭！

此诗写于庆元三年（）。诗人73岁，家居山阴，罢官赋闲已8年。但正如诗人在《忧国》一诗中所表明的：“养心虽若冰将释，忧国犹虞火未然。”他人在山阴，眼望中原，年虽老大，志犹未灭。《书志》一诗，正是诗人“报仇雪耻志郁郁，忧国忠君心历历”（见王霖《拿山诗钞卷十八·长至前一日夜读剑南集即用集中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韵》）的精神写照。

全诗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生前的遭遇和死后的想像两个方面来突出主题。前面八句为第一部分，主要写自己罢官家居的境况，抒发“有志不获骋”的幽愤。前四句是一层。“往年出都门，誓墓志已决。”发端突兀，从自己从政的遭遇说起，像“高山坠石，不知其来”（沈德潜《说诗碎语》），却又剖瓜见囊，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的心，引人入胜。

一二句的“往年”和三四句的“况今”在时间上是对举，在内容上是深入。“往年”指淳熙十六年（），诗人65岁。这一年他因劝谏新即位的光宗赵惇戒玩好、远小人、轻赋税、重备战、以救民复国为己任而触怒最高统治集团，终于以“吟咏专嘲风月”的罪名被罢官还乡。在这一年的冬天，当他离开京城临安的时候，想起誓墓归隐的王羲之，在感情上产生共鸣，于是指钱江为证，发誓不再做官。

这对诗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要知道，面对金人大举南犯，南宋政权偏安江南的局面，诗人在早年就立下“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宏大志愿，盼望着“安得扬鞭出散关，下令一变旌旗色”（《晓叹》）的一天。但是，回顾自己的宦途生涯，由于自己反对投降、坚持抗战救国的政治主张，却多次受到罢官的打击：43岁任隆兴通判时以“力说张没用兵”的罪名免职。

52岁在范成大幕府时，以“不拘礼法，持酒颓放”的过错被讥弹除官；55岁任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时，因开义仓拨粟娠济灾民被朝廷斥为“擅权”而放归乡里。多次的罢官使他看到统治者的腐朽，官场的险恶，滋长了归隐的念头。早在这一年的春天，诗人就透露过这种心情：“归计已栽千个竹，残年合挂两梁冠”（《行在春晓有怀故隐》）。

因此，当这一年的冬天他再一次被罢官后，就更加坚定了他归隐的意志。和王羲之的“耻于为五斗米折腰”式的誓墓相比，诗人的归隐饱含着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誓墓那因一怀祖，人间处处是危机。”（《上书乞祠》)这里有作者仕途坎坷的感受，有对奸候当道的愤慨，还有壮志难酬的悲哀。

“况今”两句是进一层说，“今”指诗人写诗的那一年，即庆元三年（），作者73岁，很快就要80岁了，故说“俯仰及大蠢。”俯仰，一俯一仰，以喻很短的时间。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身体是蒲柳常质，容易衰老，很快就要到大盏之年（80岁），还会有谁再会起用自己呢？人生易老，壮志难酬，语似解嘲，实为幽愤，读后催人泪下。

后四句是第二层，具体写罢官后家居山阴的生活状况，从另一角度进一步抒发“幽愤”之情。妻子儿女“厌”寒饿，一个“厌”字穷尽一家饥寒交迫之情，一个70多岁的老头还要亲自去拾稻头充饥，可见诗人的生活是多么涂倒。但更令人伤感的是诗人的抗金救国志向竟被邻里讥笑为“迁拙”，无人理解，这是南宋统治者不向百姓宣传抗金救国，实行投降主义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其实，诗人的“迁拙”，正说明他不随波逐流，对抗金救国主张的坚定执着。当作者把自己比作出使匈奴，被扣留19年，吞毡啮雪而不改气节的苏武时，其生活的清苦、操守的坚贞，心境的幽愤，全透笔底，使读者既肃然起敬，又黯然伤神。

从第九句开始转入诗句的第二部分。如果说，在第一部分中，诗人是龙吟猿啼似地诉说着生前壮志难酬的悲哀，那末，第二部分，诗人奇思异想，风发泉涌，感情像打开闸门的急流，奔腾不已，并唱出了死后也要投身抗金救国战斗的豪迈旋律，令人崇敬，催人奋起。

诗人展开幻想的翅膀，想像自己死后埋在松根下，在阴风习习的坟墓中，骨肉化为灰变成泥，但“独”有肝心不化，变成“金铁”，再铸为上方剑，用奸臣的血来涂抹它，平时藏在武库中，用剑的时候，作为武士的武器，参加出巡的行列，而后，再让它驰骋万里，投入驱除敌寇、收复失地的战斗，让三尺宝剑发出像星辰一样灿烂的光辉。

作者用这种虚拟的手法，借助于想像，写出肝必的“不化”，写尽宝剑的“神奇”，抒发了“壮心埋不朽，千载犹可作”（《醉歌》)，不驱除敌寇，不收复失地死不曝目的思想感情。在这部分诗中，关键在于对“上方剑”的理解。上方剑，即尚方剑，就是皇帝御用的宝剑，谁得到皇帝的尚方剑，谁就有权先斩后奏，甚至可以去除掉比自己官大权重的大人物。

《汉书·朱云传》记载：成帝时，丞相故安昌侯张禹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朱云上书求见，提出“臣愿赐尚方斩马剑，断佞臣一人以厉其余。”即要求汉成帝赐他尚方剑，借重皇帝的权力以斩取佞臣张禹的头。诗人要化为“上方剑”，其意在于希望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借重皇帝的权力清除朝廷中位高权重的奸佞势力，即投降派，为抗金救国扫清道路，而后在皇帝的支持下，贯彻抗战路线，“静妖孽”，灭“丑虏”，为国家建功立业。

这里既可看出诗人对除佞和抗金关系的清醒认识和建功立业的渴望，也暴露了诗人思想的局限性，即把抗金救国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尤其是在“出参塔头列”中，更可以看出诗人的“忠君”观念。这是毫不足怪的。封建社会的爱国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个皇权主义者，陆游也不例外。最后，“君看此神奇，丑虏何足灭。”“神奇”是对上方剑的赞颂，“丑虏”是敌寇的贱称。

“何足”两字充分表现了作者对敌人的藐视和抗金救国斗争的必胜信念，洋溢着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诗名“书志”，直抒胸臆，作者的感情不加抑制，喷薄而出。梁启超把这样的诗称之为“奔进的表情法”，认为这类文学感情最“真”，它是“和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的，这是“情感文中之圣”的文学（见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从《书志》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诗人的满腔爱国情肠，很能打动人心。

但在谋篇时，又无“直头布袋”之嫌，而是意蕴天纵，布局有致。初看，写生前，幽愤伤感；抒死后，豪壮乐观。前后感情相应。细思，则前蓄后展，相得益彰，意脉贯通，融浑一体，服从于“书志”的主题。其次，从表现手法来说，这是一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作。

前半首，偏重于现实主义的描写，后半篇，借助于浪漫主义的想像，尤其是写自己死后“异化”的描写，可谓“石破天惊”，奇特怪诞。但又不是随意杜撰，而是服从于感情表达的需要。这种手法，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早已运用了，《山海经·北山经》写到炎帝的少女女娃因出游溺死东海，就化为精卫乌，常衔西山木石以填东海。

《山海经·海外西经》写到刑天与帝争神，被帝断其首，刑天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书志》一诗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的影响。但是诗人用第一人称来写自己的“异化”过程，把自己感情表达得如此地畅酣淋漓，又绝不是依猫画虎者可比，而见夺胎换骨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