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以北大学生为核心，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先后在北京成立，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不久小组又改组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同时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党在北京的早期组织真正建立了起来。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李大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年北上办报到年慷慨就义，除却出访和避难，李大钊生命中最后的十年，也是最为浓墨重彩的十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之际，让我们穿行在北京的街市胡同里，寻访李大钊的红色遗迹。

“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年，22岁的鲁迅吟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年，20岁的郁达夫口占道“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神州泪暗弹”(《席间口占》)。他们为民族、国家的前途而感到深深地忧虑。同时代正值青春的李大钊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年7月，刚刚从日本归国、时年28岁的李大钊应朋友的邀约北上进京办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之后先在皮裤胡同安顿下来。今天知道皮裤胡同的人恐怕不会太多，而曾经路过皮裤胡同的人想必不在少数，试问北京城里谁没有去过西单的君太百货和大悦城呢，皮裤胡同就夹在这两座商城之间，而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知道李大钊曾暂住在皮裤胡同的恐怕是寥若晨星。的确，因为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现在人们已经无法确定李大钊是住在皮裤胡同的哪个宅门里了。

此番进京，李大钊似乎显得踌躇满志，他将新生的报纸命名为“晨钟”。在报纸的创刊号上，和许多热忱的爱国者一样，李大钊写道：“外人之诋吾者，辄曰：中华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中华之民族，衰老之民族也。”“过去之中华，老辈所有之中华，历史之中华，坟墓中之中华也。”而“今日之中华，犹是老辈把持之中华也，古董陈列之中华也”。李大钊将振兴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他说“中华自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命运为命运”，“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他热切地期待着“振此‘晨钟’”，“发新中华青春中应发之曙光”，“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李大钊：《〈晨钟〉之使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大钊写了许多以“青春”“青年”为关键词的文章，例如《青春》《〈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建》《新生命诞孕之努力》《奋斗之青年》，这与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声气相通的，更与他初次进京时的幻灭、忧虑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实早在清帝退位不久的年至年间，李大钊便曾为寻求报国之路而几次进京。或许是因为“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局使然，或许是因为法政专业的熏陶使然，从早期的诗文创作来看，李大钊对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体现出浓厚的兴趣。民国初年党派林立，李大钊一度还曾加入过中国社会党。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多，身边的好友惨遭杀害，投身的政党也被查禁解散，李大钊也不禁感到彷徨、失落而“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李大钊：《我的自传》)，这同李大钊一贯的气质、作风是极不相符的，可谓是心情极其低落的表现。年，李大钊开始筹划东渡日本求学，启程前夕孙中山、黄兴发动了“二次革命”，李大钊忧心忡忡地写道：“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曛。去国徒深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李大钊：《南天动乱，适将去国，忆天问军中》)忧国忧民之情与风华正茂的鲁迅、郁达夫如出一辙。旅居日本期间，李大钊一方面积极探索救国真理，另一方面坚持从事反袁斗争，并且因此耽误了学习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

值得一提的是，年初，李大钊曾在东京郊外高田村的月印精舍住过一段时间，巧的是年田汉也住进了这里。我在东京时对现代旅日文人的历史遗迹很感兴趣，曾专门到过去的高田村、现在的高田马场一带去寻访、凭吊一番，然而和在皮裤胡同里一样一无所获。是意料之中的失落吗？那一刻我也说不清，只是不由得想起陶渊明的名句：“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前辈同胞的行迹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他们救亡图存、矢志报国的气场却似乎还盘亘在历史的角落之中。

“什么是新文学”

北京地铁四号线菜市口站东南出口背后有一座非常残破的二层小楼，有资料说这里是民国时期老便宜坊所在地。搬进皮裤胡同的当天，李大钊约了几位朋友相聚在老便宜坊，一来算是庆祝乔迁之喜，二来也讨论一下下一步的生计。和今天许多初到北京的年轻人们相似，李大钊的生活委实不易。因为人事方面的原因，李大钊在《晨钟》报的工作并没有持续多久，后来他又相继参与过《宪法公言》和《甲寅》，直到年元月接替章士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生计才逐渐稳定下来。另一方面，9月7日住进皮裤胡同，10月30日便又到现在的光明胡同一带看房，看来皮裤胡同并不相宜。转过年来，李大钊在朝阳门的竹竿巷度过了春节，因为张勋复辟，年7月李大钊避居上海，直到11月才返回北京，这时竹竿巷的房子里已经搬来了新房客——胡适。待到在北大任职之后，李大钊把妻儿也接到北京，一家人团圆在回回营2号。现如今，竹竿巷、回回营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

两年的时间里，李大钊在北大声誉日隆。年7月李大钊被聘为教授，10月份进入北大的领导核心——校评议会，评议员由教授们互相推选产生，人数不多，且每年改选，李大钊连续4年当选，票数逐年增加，到年时，所获的票数比名满天下的胡适还多出11张。而回想刚到北大任职时，因为没有完成早稻田大学的学业，李大钊曾受到一些守旧学究的轻视，章士钊回忆说“浅薄者流，致不免以樊哙视守常”(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假如不是时任校长蔡元培力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李大钊恐怕是难以进入北大的。也同样是因为蔡元培的开放和宽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以及鲁迅等新文学的干将先后加盟北大，使得北大成为引领新文学风气之先的堡垒。李大钊早年用文言写得一手好文章，章士钊曾盛赞为“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受到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影响，从年开始李大钊改用白话文写作。李大钊与《新青年》同仁的关系非常密切、融洽。鲁迅曾回忆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鲁迅：《〈守常全集〉题记》)。李大钊虽然并不专事文学，但从年开始他也发表了一些白话短诗。并且，他还在文章中提出“什么是新文学？”在他看来，“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李大钊讲“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并不是像唯美主义那样主张生活应该模仿艺术，而是他秉持启蒙主义立场，非常看重文学介入现实的能力。人力车夫是当时社会常见的行当，胡适、沈尹默、鲁迅、郁达夫、闻一多等都写过表现人力车夫悲惨生活的作品，但大多并未深入到这些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实际生活中去，年何其芳在《坐人力车有感》中便写道：“坐在车子上，让别人弯着背流着汗地拉着走，却还有什么感想，而且要把它写出来——真是可耻笑的事。”比新文学同仁都要早，在年2月李大钊便发表过一篇《可怜之人力车夫》，除了怜悯体恤之外，李大钊提出了不少切实的措施来保护人力车夫，可以说正是李大钊启蒙主义文学观的体现。

李大钊民主主义的思想底色以及他对青春中华的热切期盼都使他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助产士。李大钊自幼便受到儒家学说的熏染，在日本留学时又受到大正时期民本主义思潮的影响，民国初年动荡的时局使李大钊对平民大众苦难的生活有着更加真切的体会与同情。《民彝与政治》是年李大钊归国前完成的一篇代表性论文。“彝”者“宗庙常器”也，《诗经·大雅·烝民》里说“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民彝”就是“民法”“民纲”的意思。李大钊认为为治之道应该顺应、尊重民彝，统治者绝不能出于自信而越俎代庖替民众做出选择，否则就会动摇民本。李大钊的“民彝政治”体现了他对现代民主精神的追求，但在肯定民众的主体地位时，李大钊是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来寻找理论依据的，而不是复述照搬西方的政治理念。这其实体现了他将现代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意识。李大钊引用《尚书》强调民彝是民宪的基础，信任民彝、昭彰民彝是时代的精神，其精髓则是“惟民主义”。惟民主义是由张东荪在《甲寅》上较早提出来用以翻译Democracy(今译“民主”)的。由此也可见李大钊关于民彝政治的理想和“五四”信奉“德先生”的价值立场是深深相通的。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原叫“中央公园”，为了纪念孙中山，年改名为“中山公园”。当时，中央公园是群众聚会、文人雅集常去的地方，李大钊也曾多次造访。

出于对底层民众的体恤，李大钊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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